从内心身份认同上来看，当时的侠士确实往往看不起平民。虽然他们自身如同流浪狗一般，身无分文，到哪儿都靠持一把剑讨要食物，但在小老百姓面前，他们仍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冷漠而又莫测高深的样子。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武艺和侠义精神，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因此对普通百姓有一种优越感。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他们与平民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使得他们在民间的形象和评价更加复杂化。
一柄剑在当时确实成为了侠士们身份的象征，它代表着武艺、勇气和侠义精神。在那个时代，剑不仅仅是一种武器，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侠士们腰佩长剑，彰显出他们的贵族气质和与众不同的身份。正如屈原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腰悬长剑之陆离兮，峨冠而博带”，这种装束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足以让小老百姓感到敬畏和害怕。他们通过这种独特的打扮，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从而在社会中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和形象。
刘邦原本是穷人老百姓出身，按照当时的规矩，他是没有资格戴冠的。但他生性不安分，不愿受制于人，于是自己用篾条编了个冠来戴，这种行为在当时确实有些离经叛道，一时之间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过，这也反映出刘邦不甘平庸、勇于突破的性格特点，为他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侠士们虽然出身贵族，但他们也深知平民百姓是衣养他们的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会去欺压平民。一方面，平民百姓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所需，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另一方面，欺压平民会败坏他们自己的名声，使他们成为被别人行侠仗义而斗杀铲除的对象。因此，侠士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去为非作歹，欺凌弱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侠士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可爱之处，他们虽然行事有些鲁莽和偏激，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懂得感恩和回报，体现了一种质朴和率真的品质。
墨家与其他侠客团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严格的组织架构和纪律规范。墨家有着明确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和协作的集体。他们遵循墨子的教诲，以“兼爱”“非攻”为宗旨，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阻止战争的发生。墨家成员绝不会参与拿钱做事的事情，他们行侠仗义是出于内心的信念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其他利益。
墨家在招收弟子时也非常严格，从不招收贵族子弟，而是清一色的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能够绝对服从命令且敢于赴死。经过墨家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他们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的特战队。因此，墨家所到之处，即便是诸侯拥有再多的军队，也会感到惶恐不安，墨家那强大的气势足以让千军万马产生出一种根本挡不住的错觉，震慑住敌人的军心。
然而，墨家在选择人才时过于苛刻，对弟子的要求极高，这使得墨家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逐渐势微，到战国后期，基本上已经见不到墨家的踪影了。据历史记载，墨家的“巨子”（相当于舵爷）只传了两代，但实际上肯定不止。只是到了后期，墨家已经形不成太大的影响力了，因此不为人们所熟知。
所以，历史上将侠士潜在地归到墨家是不准确的。侠客的绝大多数是贵族后裔，他们出身贵族，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背景，但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成为了“失业贵族”。这些人虽然有志于行侠仗义，但由于墨家严格的招收标准和组织纪律，他们很难真正进入墨家的门派，因此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在民间活动，成为独立的侠士。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庶出的贵族子弟面临着三条主要的出路可供选择。
其一便是投身军旅，成为一名军人。要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诸侯纷争的时代，战场之上充满了无限的机遇与挑战。只要在战争中能够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那便能够获得封地。那片属于自己的封地，不仅仅是土地的赏赐，更是权力、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在封地上，他们可以组建自己的势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一方，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主权，这是众多庶出贵族子弟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渴望所系之处。
其二，他们可以选择踏上儒家所倡导的道路，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凭借自身的才学与品德，入仕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管家或者各级官吏。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下，官僚阶层享有诸多特权并且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成为管家可以为达官贵人打理府中的大小事务，从而深入权力核心的内部运作；成为官吏则能够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与执行之中。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一旦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同样也有机会捞到封地，进而提升家族的整体地位，让自己以及家族从庶出的身份中得到解脱，在社会的上层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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