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张队的眼睛亮了，“凶手是用菜刀作案，杀人之后，他在洗手盆里洗了手，所以留下的指纹才会残缺不全！”
顺着这个思路，警方重新对现场进行了梳理，一个个细节串联起来，指向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结论：这是一起畸形的临时起意犯罪。
“第一，凶手作案用的菜刀，是现场就地取材的，如果是有预谋的谋杀，他肯定会自带凶器。”张队在案情分析会上，指着那把菜刀的照片说。
“第二，作案时间是晚上八点左右，这个时间段，镇上还有不少人没睡，人流量不算少，凶手选择这个时间动手，说明他根本没有周密的计划。”
“还有一点，”法医补充道，“死者的姿势很奇怪，身上没有明显的反抗痕迹，颈部的勒痕显示，她在遇害前，应该是被人控制住了，处于昏迷状态。
结合性侵的痕迹来看，凶手的作案顺序，应该是先控制死者，再杀人，接着性侵，最后翻动物品谋财。”
民警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串胶鞋印，这种胶鞋，是当地干体力活的人才会穿的。
再加上凶手翻动了小莲的私人物品，甚至连一些女性的私密用品都没放过，警方初步刻画出了凶手的特征：
男性，从事体力劳动，大概率有心理或生理上的缺陷，性格偏激、畸形。
一场大规模的排查，就此展开。
乌拉盖管理区的常住人口只有两万左右，可符合“体力劳动者+有犯罪前科”条件的人，竟然有三四千。
更让人头疼的是，整个公安局的刑侦力量，加起来只有六个人。
在2005年那个刑侦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他们能做的，只有挨家挨户地走访，采集指纹和血样，然后送到公安部进行比对。
可按照规定，每次送检的样本数量，不能超过十份。
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日子一天天过去，送检的样本一批又一批，可每次的结果，都是“比对失败”。
案件的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民警的心头。
镇上的流言蜚语越传越凶，有人说凶手是个变态杀人狂，专挑单身女性下手；有人说公安局都是吃干饭的，连个凶手都抓不到。
这样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民警的心上。那位公安局长，更是因为压力过大，连家都不敢回——他怕一开门，就看见凶手潜伏在黑暗里。
时间一晃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乌拉盖的草原枯了又荣，小莲的洗浴中心早已换了主人，可这起无头血案，却始终悬而未决。
那本厚厚的卷宗，被翻得卷了边，每一个细节，都被民警们反复推敲了无数遍。
直到2010年，一位新任局长走马上任。这位局长一到任，就把这起悬案列为了头号攻坚目标。
在案情分析会上，新任局长提出了两个颠覆性的观点：
“第一，我们之前只盯着本地人排查，有没有可能，凶手是周边牧区的牧民？他来镇上的目的，可能只是洗澡或者过夜，临时起意作的案。
第二，当年排查的时候，有些人没有犯罪前科，可这五年过去，他们会不会因为其他案子留下案底？我们可以重新筛查一遍有前科的人！”
这两个观点，像一道光，照亮了警方此前陷入的死胡同。
民警们立刻调整了侦查方向，将排查范围扩大到周边牧区，同时重新梳理了近五年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名单。
很快，一个名叫宋姓的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宋某，35岁，是附近牧区的一个牧民。2006年，他因为盗窃老板的羊仔，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卷宗里记载着他当年的盗窃案细节：他在给老板放羊时，偷偷把几十只羊仔赶出去卖掉，用来换钱喝酒。
事情败露后，他被老板开除，怀恨在心的他，又趁老板不在家，撬开锁偷走了家里的8000块钱。
更关键的是，当年警方勘察盗窃现场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老板家的狗异常凶猛，陌生人根本靠近不了，可宋某却能从狗窝上翻进翻出。
“只有熟人，才敢在这么凶的狗面前进出。”张队盯着卷宗上的这句话，眼睛越睁越大，“这个宋某，不简单！”
警方立刻提取了宋某的血样和指纹，送往公安部进行比对。
几天之后，比对结果出来了——宋某的DNA，和案发现场凶手遗留的生物检材高度吻合！那枚残缺的指纹，也和他的右手拇指完全匹配！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抓捕行动，在一个清晨展开。
当时宋某正骑着摩托车，准备去镇上买酒。民警们早已埋伏在路边，等他的摩托车靠近，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按在了地上。
“你们干什么！抓错人了！”宋某拼命挣扎，嘴里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
可当民警把他的指纹和DNA比对报告甩在他面前时，宋某的身体瞬间僵住了，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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