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7日,湖北襄樊市樊东区的冬日黄昏,寒风卷着沙尘掠过轧钢厂斑驳的围墙。
工商银行轧钢厂储蓄所内,三具尸体倒在血泊中,一支编号的54式警枪遗落现场,地面泼洒的白酒与白醋混着血腥味,刺鼻得让人作呕——这是襄樊解放以来最嚣张的银行抢劫杀人案,而凶手,竟是手握警枪的内部经警。
下午5时10分,襄樊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值班电话突然爆发出撕裂般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
值班侦查员指尖刚触到听筒,就被对面急促到失真的声音砸得心头一沉:“清河口派出所!樊东分局!轧钢厂储蓄所被抢了!持枪杀人!两死一伤一昏迷,快来人!”
“持枪抢劫银行?”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侦查员瞬间起身。
他不敢耽搁,转身就往刑警大队政委饶冈义的办公室冲:“饶政委!出大事了!轧钢厂储蓄所发生持枪杀人劫案!”
饶冈义刚听完汇报,脸色瞬间铁青。他一把抓起挂在墙上的警服,一边往身上套一边嘶吼:“全体值班人员紧急集合!带齐勘查设备、枪支弹药,三分钟后楼下出发!”
同时,他抄起电话,火速向市局、省厅逐级上报——这等恶性案件,容不得半分迟疑。
二十余名侦查员如离弦之箭般冲向警车,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三辆警车劈开暮色,朝着城郊的轧钢厂疾驰而去。
彼时,樊东分局的技术人员、市局局长刘臻等领导也正往现场赶,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侦破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血色储蓄所:警枪留下的致命痕迹
储蓄所孤零零地立在轧钢厂门口右侧,是一间朝东向西的平房,地处偏僻却紧邻襄沙公路,交通便利得有些扎眼——
后来警方才知道,这正是凶手精心挑选的作案条件。
一道厚重的钢制栅栏和防盗玻璃门将营业区与办公区隔开,外侧是供顾客存取款的柜台,内侧则是银行员工的工作区域,此刻,这里已成了人间炼狱。
警戒线拉起时,围观群众的议论声被寒风搅得支离破碎。
侦查员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踏入储蓄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白酒、白醋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让人胃里翻江倒海。
营业区左侧的墙根下,经警崔虎的尸体直挺挺地躺着,深蓝色的经警制服被鲜血浸透,额前一个直径约0.8厘米的弹孔狰狞可怖,鲜血混合着脑浆凝固在衣领上,后脑的出口伤更大,暗红色的血渍在水泥地上拖出半尺长的痕迹。
法医蹲下身,指尖轻轻触碰尸体:“头部两处贯通伤,51式7.62毫米手枪弹,子弹从额前射入、后脑穿出,当场死亡。”
右侧墙根,一圈白色粉笔勾勒出的人形轮廓格外刺眼。
据最早赶到的民警回忆,这里原本躺着押运员吴向阳,同样是头部中弹,万幸的是被发现时还有微弱的呼吸,“当时他喉咙里还在冒泡,我们用警车一路闯红灯送进医院,能不能活下来全看造化”。
穿过被撬开的栅栏门,办公区内的景象更让人窒息。两张相邻的办公桌旁,储蓄员武勇和蔡敬芳倒在地上,武勇的脸朝下趴在账本上,后脑勺有一个明显的圆形钝伤,鲜血浸透了账本上的数字,警服后背的弹孔处,血渍已经发黑;
蔡敬芳侧躺着,太阳穴同样有钝器击打的凹陷,胸口的毛衣被血染红大片,额前的弹孔还在往外渗着血珠。
“两人都是先被钝器击晕,再遭枪击灭口。”法医一边提取痕迹一边分析,“钝器痕迹呈圆形,直径约5厘米,像是健身球之类的东西。”
技术人员在现场仔细勘查,共收集到5枚51式7.62毫米手枪弹壳和3枚弹头。
当弹壳被送到市局技术室时,档案员翻阅记录的手指突然顿住:“这枪是咱们登记在册的!配发给工商银行中心支行保卫科的54式手枪,编号!”
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警枪作案,意味着凶手极可能是内部人员,或是能接触到警枪的人。
更让警方警惕的是,现场地面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脚印,一种是“回力”牌球鞋印,另一种是黑色皮鞋印,但地面被人泼了大量白酒和白醋,酒瓶碎片散落一地,原本能指引警犬追踪的嗅源被彻底破坏。“凶手有反侦查意识,而且很可能懂行。”饶冈义蹲在地上,看着被酒水浸透的脚印,眉头拧成了疙瘩。
银行清点后确认,当天的营业款.6元被盗,还有大量存单和5枚储蓄所印章丢失。
消息传开,襄樊市民陷入恐慌:“连银行都敢抢,还敢用警枪杀人,这凶手也太嚣张了!”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当晚就成立了以刘臻局长为总指挥的“12.17特大银行抢劫杀人案破案指挥部”,三条指令迅速下达:
1. 组建五个走访小组,地毯式排查受害者亲友、现场周边群众、过往行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