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路和中路，自然不能忽略东路。陆法和适时问道：“陛下，突厥目前主力正在东向用兵，围剿契丹等部，其东路亦需大将镇守。东路主帅，陛下属意何人？”
刘璟显然早已深思熟虑，不假思索道：“东路，就由慕容绍宗挂帅。他稳重善守，可保东路无虞。让斛律光给他当副帅，此人骁勇善战，熟知草原战法，正可弥补绍宗所长。”
紧接着，刘璟神色一肃，正式下达备战旨意：“众卿听令！即日起，北疆三军进入战时状态！西路军驻凉州，整备河西陇右兵马；中路军前出敕勒川，杨忠部即刻移防；东路军出塞，驻屯云州，监视契丹方向，并随时准备侧击突厥！各部务必在夏末之前，完成粮草、军械集结与战前操练！”
“臣等遵旨！” 殿内文武齐声应诺，声震屋瓦。一场关乎北疆安危的大战，已然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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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的气氛弥漫在朝廷上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在紧张的调度中飞逝。
就在这当口，一件看似与军事无关，却牵动朝局的大事发生了——被贬在家、沉寂数年的雍王刘昇，在谋士陆通的精心筹划下，向父皇刘璟呈递了一份关于北疆战略部署的万言书！
这份奏折引经据典，对敌我态势、山川地理、后勤补给、乃至可能的战役进程都做了详尽而富有前瞻性的分析，其中不少观点甚至与枢密院的秘密方略不谋而合，且文笔斐然，格局宏大。一经传出，立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议论纷纷。
许多年轻官员，尤其是出身中下层、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壮派，视此为契机。“雍王要复出了！” 这样的声音悄然流传。四年前，刘昇因为替自己信任的部将刘思恩（虽然后者确实有罪）向父皇求情，触怒天威，被禁足府中一年。这件事，在讲究“亲亲相隐”、重情义胜于绝对法理的年代，非但没有损及刘昇的名声，反而让许多官员觉得这位皇子“有人情味”、“重旧谊”，是个值得追随的“仁厚之主”。毕竟，能大义灭亲的永远是极少数。
更何况，自太子早殇后，刘昇便是事实上的皇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他继承大统的资格最为充分。若说有什么瑕疵，便是他的生母并非当今皇后贺拔氏。然而，皇后仅育有一女，多年再无生育，这“非嫡”的瑕疵在“无嫡立长”的原则下，便显得不那么致命了。更何况，刘昇娶了韦孝宽的族妹，与军中实权派韦氏联姻，实力不容小觑。
相比之下，赵王刘济一党则显得有些被动。
上次“江州来法敏案”，刘璟借机大力整肃吏治，刘济背后的士族集团损失不小，不少尸位素餐、与其有牵连的官员被清理。他的两位哥哥高演、高湛不得不调整策略，暂时从朝堂争斗中抽身，转而频繁南下江南，以重金厚礼，为弟弟网罗像姚察、陆琼、虞世基这类真正有才学、有名望的士林俊杰，积蓄力量。
他们本打算再等两年，待刘济成年开府，便可光明正大地招揽人才，与刘昇分庭抗礼。刘济的母亲尤妃（娄昭君）甚至为他选定了兰陵萧氏之女为妃，以期进一步笼络江南士族人心。
万万没想到，刘昇竟会以这种方式，以国家大政为切入点，先发制人，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高演、高湛又惊又怒，立刻在幕后发动他们影响下的文士、清流，对刘昇的万言书进行口诛笔伐，指责其“闭门造车”、“贵人空谈”、“不切实际”、“妄议军国”，试图将这份奏折定性为哗众取宠、觊觎兵权的危险信号。
然而，这一切，却正中陆通下怀！这正是他设计好的第二步棋——引蛇出洞，逼对方表态，然后反将一军！
在陆通的建议下，刘昇立刻再次上书，这次言辞更加恳切，甚至带着几分委屈与激愤。他声称，自己一片公心，只为国事，既然有人质疑他“空谈”，那么他愿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恳请父皇，允儿臣亲赴北疆，不挂帅印，只求以一普通军吏身份，参与备战，乃至亲临战阵，迎击突厥，以血明志，以战功赎前愆！”
这一下，将球又狠狠踢了回去，而且姿态摆得极低，求战之心却显得极为赤诚。若朝廷不准，显得阻塞言路，寒了皇子报国之心；若准了，刘昇便能名正言顺地介入北疆事务，积累至关重要的军中人望和资历。
进退之间，刘昇已占得先机。
而此刻，面对两个儿子阵营越来越激烈的明争暗斗，本该乾纲独断的皇帝刘璟，却仿佛突然睡着了，对外朝的喧嚣充耳不闻。
他以“旧伤复发，需静养调理”为由，移居僻静的洗梧宫，将日常政务更多地交给宰相和枢密院处理，自己则深居简出。外朝为了雍王的奏疏吵得不可开交，他却稳坐钓鱼台，不置一词，让人摸不透这位君王的真实心思。
洗梧宫的暖阁内，刘璟没有批阅奏章，也没有召见大臣，只是静静地坐在窗边的软榻上，望着窗外不远处一小块开辟出来的田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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