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过了两三天，上海县衙的平静便被打破了。来的并非徐阶从京城派来的说客，亦非预料中携带着首辅手书的官员，而是一位分量更重、却也更加微妙的人物——松江徐氏当代的家主，徐崇右的亲生父亲，徐陟。
徐陟的抵达，低调而迅速。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直奔上海府衙，甚至没有入住城中最好的客栈，而是悄无声息地包下了临近兴业街的一处僻静院落。
这位面容和徐阶有几分相似的老者，身上带着一种久居上位、不怒自威的气度，与他那不成器的儿子截然不同。
他并非不通世故的莽夫，相反，作为将徐家产业经营得蒸蒸日上的掌舵人，他深谙人情利害。
事实上，在徐崇右被下狱的消息传回松江后不久，徐陟就收到了弟弟徐阶从京城快马送来的密信。
信中，徐阶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罕见的严厉，告诫兄长务必冷静，言明陈恪此人圣眷正隆，手段非常，且眼下正值其风头最劲之时，万不可与之正面冲突，尤其不可倚仗徐家之势强行施压，以免授人以柄，陷徐家于被动。
徐阶的建议是，让徐陟亲自或派一得力之人，携带重礼，以谦卑姿态拜会陈恪，陈明徐崇右年少无知、冲撞法度，恳请陈恪念在“同门之谊”及徐家薄面上，高抬贵手，从轻发落，徐家愿加倍赔偿苦主损失，并严加管束子弟。
这无疑是当时最稳妥、也最符合徐家整体利益的策略。
以陈恪的政治智慧，未必不会顺水推舟，在徐家低头后，将此事定性为“纨绔滋事，调解了结”，既全了双方颜面，也达到了警示效果。
然而，徐陟内心深处，却对弟弟这番委曲求全的指示，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抵触与不甘。
他承认陈恪厉害，是个人物。但再厉害，也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知府，一个靠着军功和皇帝宠幸蹿升的幸进之臣罢了。
而他徐家，是累世官宦、诗礼传家的松江望族，是当朝首辅的本家！自己身为家主，更是富甲一方，在松江乃至整个南直隶，谁不敬他徐家三分？如今，为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尽管他也恨铁不成钢，但却要让他这个做老子的，如此低声下气地去向一个晚辈后生赔罪求饶？
这口气，他咽不下！这脸面，他丢不起！
更重要的是，在徐陟这类传统士绅的认知里，官场的规则，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法条。
权力的本质是人情与利益的交换。他陈恪在上海搞的那套“规矩”，在他看来，不过是标新立异、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岂能当真？
天下的衙门，说到底，还不是谁权势大、谁银子多，谁就更有理？
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让他选择了一条看似巧妙、实则愚蠢的道路——他决定绕过陈恪，直接解决“问题”的源头。
他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陈恪是依据苦主的状纸抓人审案，那么，只要苦主不再告状，甚至主动改口，证明这是一场“误会”，那陈恪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关押徐崇右？
所谓“民不举，官不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规矩”。
届时，就算陈恪心有不甘，在没有苦主追诉的情况下，也只能无奈放人。
这样一来，他既不用向陈恪低头，又能救出儿子，还能向所有人证明：在上海，徐家的能量，依然不是区区一个知府的法令所能限制的。
这无疑是对陈恪权威最隐晦，却也最直接的挑衅。
徐陟并非想与陈恪全面开战，他只是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试图“纠正”这个年轻知府“不切实际”的规矩，告诉他：这天下，还是他们这些世家大族说了算。
于是，在抵达上海的当晚，徐陟便派人暗中接触了以周福贵为首的几名状告徐崇右的商人。
他没有威逼，而是利诱。
徐家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不仅承诺数倍赔偿他们所有的损失，还暗示未来徐家在上海的生意，可以优先与他们合作，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进入徐家商业网络的机会。
同时，徐家的管家也软中带硬地提醒他们，徐阁老毕竟是当朝首辅，今日结个善缘，日后自有好处；若一味固执，纵然陈知府能护他们一时，难道还能护他们一世？得罪了徐家，将来在南直隶，只怕寸步难行。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隐形的压力，周福贵等人内心的天平迅速倾斜。
他们本就是小本经营的商人，求财而已，何曾想过要卷入这等高层的博弈？
当初状告徐崇右，是出于义愤和被逼无奈，加之对陈恪“青天”形象的信任。
如今，徐家主动服软，毕竟在他们看来，肯赔这么多钱已是服软，又给出如此诱人的前景，还能化解与徐家的仇怨……相比之下，继续坚持告状，不仅可能拿不到太多实际好处，反而会彻底得罪徐家这个庞然大物。
在现实利益和长久恐惧的权衡下，仅仅一天之后，周福贵等人便联名向上海府衙递上了一封新的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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