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恪的偷得浮生半日闲不同，作为大明首辅的徐阁老，可是忙得不得了。
时值午后，位于内城黄金地段的徐府，门庭若市，车马轿舆络绎不绝，将门前那条原本宽敞的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各路官员、士绅、门生故旧，汇聚于此，希冀能在这年终的关键时刻，得到首辅大人的只言片语，或是仅仅混个脸熟，为来年的前程铺路。
徐阶贵为内阁首辅，文臣领袖，每日需要他处理的朝廷公务本就堆积如山，从六部呈报的章奏到各地督抚的密疏，从九边军需到漕运税赋，无一不需他过目票拟，然后与司礼监和深居西苑的嘉靖皇帝沟通定夺。
这已是足以让人心力交瘁的重担。
然而，相较于这些摆在明面上的“公事”，这些私下里的“应酬”，往往更耗心神。
到了徐阶这个地位和年纪，寻常的黄白之物、奇珍古玩，早已难入法眼。
他真正在乎的，是那无形却重若千钧的“权势”——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话语权，是清流舆论的导向权，是政策制定的主导权，是未来史书工笔之下的定位权。
而他之所以对陈恪如此忌惮甚至抵触，根源也正在于此。陈恪的崛起之路，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官集团的晋升逻辑。
他不靠儒家正途的积累，不靠清流言官的清议扬名，甚至不完全依靠揣摩上意的幸进，而是凭借一系列实打实的、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功绩——开海、练兵、敛财、拓土——硬生生闯出了一条通天之路。
陈恪的理念，务实乃至功利，强调功效而非空谈，其行事风格，锐意进取甚至有些独断专行，这一切都与徐阶所代表的、讲究程序、资历、道德文章的传统文官体系格格不入。
陈恪的存在和他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在徐阶看来，不仅威胁到了他个人的首辅权位，更动摇了整个士大夫阶层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和游戏规则。
此刻，徐府花厅内外，春意盎然。
徐阶并未在正堂接待来客，而是选择了这处更为私密的小花厅。
他身着寻常的居家袍服，未戴冠帽，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惯有的、温和中透着疏离的笑容，正与几位心腹门生低声交谈。
与陈恪那边勋贵武将圈的直来直往不同，聚集在徐阶身边的，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人，大多身着五六品甚至更低的青色、绿色官袍，举止文雅，言谈引经据典，眉宇间却难掩对权力的渴望与算计。
他们前来拜访，遵循着官场心照不宣的惯例。
后世有句话，放在大明官场同样适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当然，这里的“跑”和“送”，在徐阶这样的“清流”领袖这里，绝非严世蕃那般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那般污秽不堪。
徐阶更看重的，是“门第”、是“渊源”、是一种基于共同理念和利益诉求结合而成的纽带。
这种关系，比严党纯粹的利益捆绑更具隐蔽性和韧性，讲究的是知根知底、长期投资、荣辱与共，如此方能行稳致远，不易翻船。
然而，即便徐阶自身对这套规则洞若观火，运作得炉火纯青，但他麾下庞大的“清流”队伍，却并非人人都有他这般深沉的城府和长远的眼光。
当下，最让这些中下层官员心痒难耐、蠢蠢欲动的，正是东南那个刚刚失去了陈恪坐镇的“无主之地”——上海。
谁不知道上海是只下金蛋的母鸡？
市舶司的税收、工坊的产出、海贸的利润，如今已成了国库和内帑的重要来源。
陈恪在时，那里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如今陈恪被明升暗调，回京荣养，上海乃至整个东南的利权，瞬间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此时不入场，更待何时？
“恩师，”一位面容精干的中年官员，略显急切地开口道，此人是通政司右参议王守拙，徐阶的浙江同乡，也算得上是心腹之一。
“上海开海之利，日进斗金，然陈恪在时，所用非人，多市井猾贾、工匠皂隶之流，于士林清誉有损。如今陈恪离任，正是正本清源，涤荡瑕秽之时。门生以为，当速遣干练清正之士前往，接管市舶、工坊诸务，一则可保利权不失于宵小之手，二则亦可彰显我朝士人经理国事之能，以正视听啊！”
他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仿佛全然为公，但眼底那抹热切，却暴露了其真实意图——谁都想去那个油水丰厚的地方分一杯羹。
旁边另一位身着六品鹭鸶补子的年轻御史李振邦，也连忙附和：“王参议所言极是！陈恪所行新政，多有僭越祖制之处，譬如那《工人权益条例》，竟使工匠力夫与东家对簿公堂，成何体统？长此以往，尊卑何在？体统何存？正需我辈前往，拨乱反正！”
一时间，花厅内议论纷纷，大多都是对上海利益的垂涎和对“拨乱反正”的急切。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