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半个月，汴京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与压抑之中。
黄忠嗣的清洗行动如同犁庭扫穴，迅猛而残酷。
他不再是那个在辽东运筹帷幄的统帅，更像是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判官。
那份由王安石亲自拟定、经他点头确认的“逆党同谋”名单，被皇城司和虎翼团当成了铁律，在汴京城内刮起一阵腥风血雨。
最初的名单只涵盖直接参与兵变的核心人物及其死党。
但黄忠嗣的态度是“除恶务尽”。
在他的授意下，皇城司的审讯如同滚雪球，任何与富弼、韩琦、吕惠卿等人有深交、门生故旧关系过于密切、或者在旧日党争中坚定站在旧党一边的官员，都被迅速牵连。
许多中下层官员，仅仅因为曾在韩琦门下做过幕僚，或是曾上书附和过反对新法的言论，亦或是在京任职期间与旧党魁首有频繁往来，都被如狼似虎的士兵从家中拖走，投入早已人满为患的监狱。
开封府大狱、大理寺狱、乃至临时征用的军营，都塞满了身着囚衣的官员和他们的家眷。
哭喊声、哀嚎声日夜不息，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恐惧。
狱吏们疲于奔命，铁链的碰撞声成了这座城市最刺耳的伴奏。
昔日繁华的汴京，此刻如同一座巨大的囚笼。
被黄忠嗣从大名府紧急调回汴京的新政班子中，苏轼目睹了这一切。
他并非同情那些发动兵变的旧党魁首，他深知岐王兵变对社稷的危害，对死难的士子和将士也深感悲愤。
但他看到的是株连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被牵连的人可能只是关系上的亲近，并无实质参与叛乱的证据。
他数次在议事时，或在私下求见黄忠嗣时，痛心疾首地规劝：
“允承！雷霆手段虽可震慑宵小，然株连过广，恐伤国本，失天下士人之心啊！《尚书》有云：‘罚弗及嗣，赏延于世’……”
“叛首罪大恶极，自当明正典刑。然此牵连者众，其中不乏仅因门户之见、旧日情谊而受牵连者，岂可一概而论？当以律法为准绳，详加甄别……”
“大宋经此一劫，亟需稳定人心，凝聚力量。如此大规模清洗，人人自危，朝堂之上焉有宁日？辽东战事未休，国事千头万绪，当以宽仁示天下，安内方可攘外啊！”
面对苏轼的规劝，黄忠嗣的反应是冰冷而决绝的。
岐王兵变、宫门喋血、士子惨死、皇帝垂危……这一切彻底粉碎了他对旧党最后一丝容忍的幻想。
他不想再留下任何后患，不想给未来的朝局埋下哪怕一丝火种。
“子瞻兄，”一次议事后的单独对话，黄忠嗣的声音低沉而压抑，“妇人之仁，只会换来他日之祸！
你可曾看到宫门下那堆积如山的尸骸？可曾听到皇城司将士临死前的怒吼？可看过城外正则兄的坟土还新？
可曾想过，若叛军得逞，陛下、太后、皇后，乃至你我，此刻早已身首异处！”
“韩琦、富弼，盘踞朝堂数十年，门生故吏遍天下，盘根错节！
他们的‘关系’就是毒藤，看似无害，关键时刻便能绞杀新苗！
此番兵变，若非有这些‘仅因门户之见、旧日情谊’的党羽呼应串联，岐王安能成事？萧镇岳安敢领兵？”
“甄别？谁来甄别？耗费多少时日？此刻汴京城内暗流涌动，多少双眼睛盯着？宽仁？
对叛逆的宽仁，就是对忠良的残忍！
对社稷的不负责！新政若想延续，辽东若想稳固，就必须将这片毒藤连根拔起，焚其枝叶，绝其生机！
此乃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后世史笔如刀，骂名我黄忠嗣一人担了！”
“至于人心？稳定的人心是打出来的！是用叛逆的血洗出来的！
待尘埃落定，新政惠及万民，人心自然归附！现在，收起你那套仁恕之道，做好你分内之事！”
他几乎是低吼着说完最后一句，拂袖而去，留下苏轼站在原地，面色苍白，喟然长叹。
他知道，眼前的黄忠嗣已被血与火淬炼成了一把复仇的利刃，任何试图软化其锋芒的举动都是徒劳。
那份深植于黄忠嗣心中的恐惧——对旧党死灰复燃、对新政功亏一篑的恐惧，以及对皇帝病危的焦虑，已让他彻底失去了共存的耐心。
福宁殿内，龙涎香的清幽也掩盖不住那股沉疴之气。
赵顼的病情并未如所有人祈祷的那样好转。
在经历短暂的“回光返照”后，他的身体仿佛被彻底抽空了精气神，陷入了更深的衰弱。
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之中，面色灰败，呼吸微弱而急促。
偶尔在药力的刺激下或某个时辰的节点会短暂地睁开眼，眼神浑浊，茫然地扫视一下周围，口中喃喃着含混不清的字句，有时是“允承……辽东……”，有时是“母后……颢颢……”，有时则是毫无意义的音节。
不到半刻钟，那微弱的光芒便再次熄灭，沉重的眼皮阖上，重新坠入无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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