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里只剩下呼吸声和窗外的鸟鸣。杨澜生的指尖温热，按压的力道恰到好处，目光专注地落在陈梁海的脸上，观察着他的神色、舌苔，偶尔抬手探探他的颈侧。那神情，与他给田埂上的老农、巷子里的妇人看病时，一模一样。
陈梁海忽然觉得有些恍惚。他想起自己在申城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繁华的CBD，他曾以为那就是人生的顶峰。可此刻，在这间简陋的诊室里，被一个曾经“输给”自己的人如此认真地对待，他心里涌起的不是难堪，而是一种奇异的平静。
“脉细而数，气阴两虚。”杨澜生收回手，语气沉稳，“您这病，是长期耗损所致，不光是肺，脾肾功能也弱了。中药能调理，但您得配合——戒烟酒，忌辛辣，最重要的是，放宽心。”
“放宽心？”陈梁海自嘲地笑了，咳嗽了几声，“我现在除了这条命，什么都有，可这命，偏要留不住了。你说讽刺不讽刺？”
郝天河在一旁低声说：“陈董这半年，把公司股份都捐了，说要建肿瘤医院，专门收治穷人。”
杨澜生有些惊讶地看向陈梁海。
陈梁海摆了摆手，眼神里有了点释然：“以前总觉得钱能通天，能买到一切。直到躺在病床上才明白，钱买不来夜里不咳，买不来能吃下一碗粥的胃口，更买不来看着太阳升起的力气。”他看着窗外的玉兰，“花开花落年年有，哪见年老近少年啊。当年的事儿，是我对不住你啊。”
杨澜生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过去的事，不提了。您现在是我的病人，我只想着怎么能让您舒服点。”他拿起笔，开始写药方，“我给您开个方子，益气养阴，润肺止咳，先吃七天，再进行调方。”
笔尖划过纸页，发出“沙沙”的声响。陈梁海看着杨澜生低头写方的侧脸，阳光落在他的发梢，镀上了层金边。杨澜生，当年被他逼到绝境，却没有怨怼，没有沉沦，只是沉到泥土里，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根。而他自己，爬得再高，最终还是要落回地面。想想前年听说杨澜生回了平原县中医院，在跟着常东平学习中医，他还感觉好笑。
“澜生，”陈梁海忽然说，“我不是来求你救命的，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看看你把日子过成了什么样。现在看到了，我的内心感觉很是安慰。”
杨澜生写完药方，递给他：“按时喝药，保持心情舒畅，比什么都强。”他顿了顿，补充道，“生命的长度不由人，但宽度可以自己把握。您现在做的事，比赚再多钱都有意义。”
陈梁海接过药方，指尖有些颤抖。这张薄薄的纸，比他签下的任何一份合同都更让他心安。
走出诊室时，郝天河扶着陈梁海，忽然对杨澜生说：“澜生，我母亲去年走的，肺癌，跟陈董一样。”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却很平静，“她走之前，总说想回老家，想喝口井里的水。我那时候忙着项目，总说‘等忙完这阵’，结果，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他深吸一口气，看着国医堂里来来往往的人：“现在才明白，所谓成功，不是赚多少钱，升多高的职，而是能陪着爱的人，好好吃顿饭，好好说说话。陈董生病后，我才真正想通，人这一辈子，能做件对别人有用的事，就不算白活。”
杨澜生看着他，点了点头。他想起自己给彭悦泡脚的夜晚，想起抱着儿子时那柔软的触感，想起田埂上农户们期待的眼神。这些瞬间，拼凑起来，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送走陈梁海和郝天河，杨澜生回到诊室，小周正在整理病历。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药柜上的标签上——“当归”“黄芪”“麦冬”，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性子，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他拿起陈梁海的病历，上面的字迹清晰而工整。忽然想起刚师承时，常东平教授说的话：“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人，悟的是生命。”那时候他不懂，总想着把医术练到极致，就能治好所有病。可现在他明白了，有些病治不好，但医者的仁心，能让患者在最后的日子里，多一分尊严，多一分安宁。
就像陈梁海，他或许留不住生命的长度，却在拓宽它的宽度；就像郝天河，母亲的离去让他痛彻心扉，却也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而他自己，在这一间诊室里，看着生命的来来去去，才懂得最珍贵的不是“治愈”，而是“看见”——看见每一个生命的重量，尊重每一段旅程的意义。
窗外的玉兰花瓣被风吹落几片，飘落在诊室的窗台上，带着淡淡的香。杨澜生拿起下一份病历，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温和而坚定的笑容。他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守住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就足够了。
药香弥漫在诊室里，与阳光、鸟鸣、患者的低语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首关于生命的、安静而厚重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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