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关上之后，梁言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秋天的阳光从尽头的大窗户里照进来，把整条走廊铺成金黄色的颜色。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走回办公室。
桌上的茶还没凉，他端起来抿了一口。窗外是北京秋天独有的那种澄澈的天，蓝得透亮，一丝云都没有。他看着那片蓝天，心里清楚地知道，棋已经下了三步：假消息放出去了，瑞通的账户冻住了，专利的方案递上去了。每一步都踩在需要踩的位置上，但离棋局终盘还有好几手要走。
他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张司长儿子”那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又在下面写了两个字：媒体。
然后他拿起笔，开始写下一封信。
信是梁言亲手写的，用钢笔，写在一张再普通不过的A4纸上。
内容不长，但每一个字他都在心里掂量过三遍。
信里没有提任何具体的名字，只陈述了几个事实：某部官员的亲属通过境外基金的形式，以虚假投资名义向国内多家企业注入资金并建立项目合作关系。该官员利用职权调整相关政策，人为制造合作方退出和项目叫停的局面，从而使该亲属的境外基金得以在撤资过程中获取超额收益。相关证据包括境外公司的股权代持文件、资金流水记录和项目签约时间线的对照分析，均可在附件中查询。
信的末尾写了一个联络邮箱，用的是匿名注册的海外服务商。梁言把信装进信封封好，没有写寄件人地址，只写了收件方的名称——中央巡视组。
第二天中午，他在一个商场的咖啡厅里把这封信交给了周远。
周远是梁言认识了很多年的媒体人，早年跑财经口的时候跟千玺有过一些合作，后来去了央媒，做得不错。两人的交情不深不浅，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周远不会做违法的事，但能在合规的边界上走得很远。梁言没有把整封信的内容告诉他，只说：“这封信你帮我递到一个地方，不要经过任何中间人。我会在信封上写好该给谁，你的人只需要确认它出现在正确的收件箱里就行。”
周远把那封信接过去，在手里翻看了一下，什么也没问，只点了点头。他收进背包内层之后看了梁言一眼，说了一句：“梁董，递了这封信，你可能没办法全身而退。到时候查到来源，追到你这里是迟早的事。”
梁言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神情平静：“不需要全身而退。只需要在我退之前，该办的事办完就行。”
周远看了他几秒，没有再劝，只是把背包拉链拉好，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信我会亲自找人放进去，路径保证干净，保重。”
他转身走了，梁言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看着窗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秋天的阳光透过玻璃落在桌面上，照得他那杯咖啡里的拉花一圈一圈地散开来。
他把最后一口喝完，站起来，把杯子放进回收台，推门走了出去。
一周之后，赵副部被中央巡视组约谈的消息在某个很小的圈子里传开了。
起初只是风声，模模糊糊的，说有人往巡视组那边递了材料，涉及亲属境外投资和利用政策调整牟利的事。再过两天，消息更具体了一些，说赵副部被叫去谈话的时间将近三个小时，出来时脸色不太好看。又过了几天，部里内部流传的说法变成了“赵副部的材料已经被正式受理，相关账户的审查已经展开。”
这段时间赵副部没有主动联系过张司长，也没有再对千玺的项目施加新的压力，他自顾不暇了。
梁言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正在四合院的书房里看书，是爷爷留下的那本旧《资治通鉴》，翻到唐纪那折了角的一页，他没来得及看进去一个字，只是坐在那把太师椅上，手搭在书页的边缘，静静地坐了很久。
院子里传来喻音给孩子哼歌的声音，轻轻柔柔的，混在秋天傍晚的风里，从窗户的缝隙间飘进来。翠喜在廊下应和似的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梁言把书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看着院子里那棵海棠树，叶子正在变黄，有些已经落了，铺在青砖地上薄薄的一层。
他知道赵副部那边还没彻底倒台，约谈不是免职，审查也不等于定罪。但至少那张网最大的那根绳子已经松了，只要松了，就有慢慢解开的余地。
他回头看了一眼书桌上摊开的那张名单，上面好几处被他画了圈、打了勾。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爷爷，您看着吧，快了。”
晚饭已经做好，家里的保姆到书房来叫他去吃饭。
喻音出了月子后就搬回了四合院暂住，一方面是因为梁言这段时间需要经常约见客人，住回自己的小区或者在集团办公室约见都不太方便。四合院相较于隐蔽，有专门的厨房，有厨师做饭，还有茶室作为待客区，爷爷留下的很多资料也都在书房里。梁父还能帮忙操持着院内的事务，只有住在四合院里最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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