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凉，忍一下。”护士轻声说。
两根细长的管路被连接到他的手臂上，血液从他的血管里被引流出来，沿着透明的管道缓缓流出，进入那台正在低鸣的机器。机器内部发出有节奏的运转声，像一个巨大的机械心脏，正在替他完成那件他已经做不动了的事情。血液经过过滤、清洁，然后沿着另一根管路重新流回他的体内。透明的管道壁上能清晰地看到深红色的血液在流动着，像是在一条透明的河道里缓慢穿行。
喻音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全程没有离开过。她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过梁言脸上那些细微的表情变化，也没有离开过那台机器上跳动的数字和管道里流转的血液。她握着他的另一只手，感觉到那只手的温度因为体液的循环交换而微微下降了一些，但掌心仍然是暖的。她的拇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摩挲着，一下又一下，用那个恒定的节奏给他传递着什么，也许是“我在”，也许是“别怕”，也许什么都没传递，只是她在找一个可以稳住自己的动作。
透析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梁言在平稳的机器声中慢慢合上了眼睛，呼吸变得均匀而深沉。喻音握着他的手，在透析室里陪他度过了那漫长的四个小时。
机器始终在低鸣着，指示灯有节奏地闪烁，窗外的天色从灰蒙蒙的清晨渐渐地亮了起来，日光照进透析室的玻璃窗里，在白色的床单上画出一道斜斜的光带。
梁言醒来的时候，护士正在拔除管路。他感觉到手臂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牵拉感，然后管路被轻轻地摘掉了，内瘘的穿刺点被一块干净的纱布压住，护士用医用胶带仔细地固定好：“压迫十五分钟，今天不要提重物。”
梁言在轮床上缓了一会儿，侧过头看到了喻音。
她正低头帮他按着纱布上的胶带边缘，动作很轻，眼睛低垂着，睫毛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间有些干涩，最后只弯了一下嘴角。
喻音抬头看到他醒了，收回了手，轻声问：“怎么样？”
“有点累，”他的声音带着一层透析后特有的微哑：“像被人抽走了一根骨头，又被安了回来。”
“第一次透析身体需要适应，护士说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梁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更多。
他被推回病房，换回普通的病号服，躺回自己床上。
第三次透析之后，梁言问了郑医生一个问题。
那天傍晚，喻音正在帮他整理床头柜上的药盒，把一周的免疫抑制剂按照早晚分开排好。梁言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暮色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深。
郑医生在旁边翻看这几天的报告，梁言忽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清晰而克制：“郑医生，我还能撑多久？”
“目前来看，只要坚持规律的透析治疗，维持生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临床上有维持透析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患者，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但对于你来说……”郑医生顿了顿，看着梁言的眼睛：“你还年轻，最好的方案仍然是尽快完成肾移植。透析是过渡手段，是让身体能够撑到移植的那天，它替代的是肾脏的过滤功能，但替代不了完整的肾生理功能。”
梁言听完，没有追问更多，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明白了。”
郑医生走后，他一个人靠着枕头，突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对着自己说的：“我不会一直待在透析室里的。”
喻音正在整理药盒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来看向他。
他的下颌线因为消瘦而显得比从前更分明了，眼窝在暮色里投下一小片阴影，但他的目光很清明，正定定地落在窗外那些正在飘落的叶子上。
“什么？”她问。
梁言转回头来，嘴角弯了一个极浅的弧度：“我说，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间透析室里，我会等到的。”
从那以后，日子被切割成了一种固定的、不容商榷的节奏，透析日和非透析日。
周一周四周六是透析日，其他日子是休整期。梁言的生活被这两类日子重新划分了疆界，像一条河流被人工渠段截成了两段，每段都有自己不同的流速和温度。
透析日里，他早上六点半被叫醒，七点推进透析室，十一点左右结束。在那四个小时里，他有时闭着眼休息，有时让喻音把手机递过来，用一只空着的手翻看陈咏凌发来的邮件。
他不接电话，但会回短信，措辞简短而清楚：“已阅，同意”“预算方面再压两成”“下周的会你们先开，会后把纪要发我”。
他的邮件和短信在医院的白墙、输液架和低鸣的透析机之间往返着，像一条被收窄了却依然在流动的信息河流。
非透析日里，他的体力会好一些。喻音会扶着他从床上下来，在病房里慢慢地走几圈，从门到窗大约八步，从窗到门又是八步，十六步一个来回。他走的步数在缓慢地增加着，从最初的三个来回到五个来回再到七八个来回。郑医生说这说明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只要透析足够充分，身体的底子不会垮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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