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对寂静的渴求，像一株在喧嚣石缝里顽强生出的藤，一旦见了光，便疯狂地朝着水源的方向生长。
第二天，沈星河就离开了省城，只带了一个背包，坐上了去往邻县的绿皮火车。
县城不大，一条青灰色的河流穿城而过，名叫玉带河。
他在河边找到了一处挂着“出租”牌子的老木屋。
屋子是两层结构，木头因常年水汽浸润而呈现出深沉的颜色，二楼的窗户正对着河面，推开窗，能看见河水打着旋儿，缓缓流向远方。
房东是一位寡居的孙姓老人，头发花白，精神却很好。
她打量着沈星河，看他衣着简单，眼神干净，不像个惹是生非的。
老人说，这屋子租金可以只收一半，但有个条件。
“楼上的阁楼，雨天漏得厉害，我年纪大了，爬不动。你要是愿意住，就得帮我把那阁楼修好。”
沈星河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他没提自己的过往，只说自己是路过，想在这里歇一阵。
老人也不多问，收了半价租金，便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交给了他。
从此，县城多了一个沉默的租客。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沈星河会沿着河堤散步。
他看着戴斗笠的渔夫划着小船，熟练地撒下清晨的第一网；看着三三两两背着书包的学生，口中念着课文，快步跑过石桥；看着菜贩们推着板车，在河边的空地上支起摊子，叫卖声混着水汽，鲜活而真实。
起初，邻里们对他感到好奇。
有人在河边洗衣时会问他：“小伙子，哪儿人啊？叫什么名字？”
他总是微笑着回答：“姓沈，名字早就不用了。”
问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不再追究。
见他每日都在阁楼上敲敲打打，搬运瓦片木料，便有人开始称呼他“修屋顶的老沈”。
房东孙婆婆有个七八岁的孙女，偶尔会跑来玩，看见沈星河在院里磨一把生锈的菜刀，便怯生生地告诉同学：“那个叔叔会磨刀，磨得可快了。”
“老沈”、“那个会磨刀的叔叔”，这些带着功能性而非身份性的称呼，像一件宽松的外套，披在了沈星河身上。
他从未纠正过，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发现，当一个名字彻底脱离了与之相关的所有记忆和责任的负担时，它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而拥有它的人也一样。
与此同时，百里之外的“冷灶堂”里，一场关于记忆的革新也在悄然进行。
林夏主持了秋季的轮值改革讨论会。
她提议，为了让“冷灶堂”更有生命力，应该取消那些带有沉重纪念色彩的“特别纪念日”，改为每月一次的自发性聚餐，谁家有新鲜事、谁家有好手艺，都可以作为当月的主题。
“这样更有人情味，也更轻松。”她解释道。
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只有吴伯，那个最年长的堂众，有些迟疑地开了口：“那……‘星河讲火夜’呢？那个要不要留着？那孩子讲的故事，有嚼头。”
话音未落，周小海就大大咧咧地打断了他：“哎呀吴伯，都什么年代了。现在谁讲不是讲？前两天赵师傅讲他年轻时在供销社斗智斗勇的故事，不比星河说的生动多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众人纷纷附和。
“就是，赵师傅那段子，我回家学给我老婆听，她笑得碗都差点掉了。”
“时代在进步嘛，总不能老守着过去。”
笑声和议论声中，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沈星河”这个名字，就像一块被踩进泥土里的石头，在这片他曾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土地上，被不着痕迹地抹去了。
林夏低头在会议纪要上记录着，握笔的手指微微收紧，笔尖在纸上顿出一个深色的墨点。
她终究没有出声反驳。
散会后，众人说笑着散去，林夏却独自留在了空旷的堂中。
她走到灶台边，从暗格里抽出那本厚厚的《柴火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那幅用残柴画出的、只有寥寥几笔的灶台与火焰的画作，静静地躺在纸上。
她的指尖轻轻抚过那粗粝的炭黑色线条，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轻声念出沈星河曾经写下的那句话：“当一句话不再需要被记住……”
窗外，池塘里的蛙鸣声四起，一声接一声，仿佛在回应着这句未完的话语。
沈家老宅，沈建国在院里整理他那个宝贝工具箱。
他一件件擦拭着钳子、扳手，忽然，指尖触到了箱底一个硬硬的边角。
他疑惑地翻找，摸出了一张被折叠起来的泛黄纸片。
打开一看，他的呼吸蓦地一滞。
那是他复刻铁夹成功那天晚上，从灶灰里偷偷扒拉出来的、沈星河所绘草图的残角。
纸张边缘被烧得焦黑卷曲，但残存的线条却依旧精准、利落，充满了某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感。
沈建国盯着那几道墨线看了许久，眼神复杂。
他仿佛能看见儿子当年坐在灯下，眉头微蹙，一笔一画勾勒出这改变了“冷灶堂”命运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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