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说：湛僧智这人，那可真是个君子啊！他把自己长时间攻城作战的功劳，让给刚到不久的夏侯夔，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盖别人的长处，成功之后不居功，一心为国家考虑，忠诚又没有私心，这不是君子是什么！
元显伯趁夜逃跑了，各路军队追击，斩杀和俘虏了上万人。皇帝下诏让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夏侯夔带兵驻扎在安阳，还派别的将领去把楚城给屠了，从这以后，义阳往北的道路就和北魏断绝联系了。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阁陈庆之攻打北魏的涡阳，皇帝下诏让寻阳太守韦放带兵去和他们会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带兵突然杀到，韦放的营地还没建好，手下只有二百多人，韦放摘下头盔，下马坐在胡床上指挥，士兵们都拼死作战，个个以一当百，北魏的军队就被打退了。韦放是韦睿的儿子。
【内核解读】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下半年，南北政权的命运轨迹愈发清晰：北魏在“叛将迭出”与“中枢昏聩”中加速坠落，梁朝虽借北伐扩大疆域，却因帝王沉溺信仰、战略保守难成大业。这段历史中，帝王的“舍身”与将领的“死战”、官僚的“私斗”与君子的“让功”形成强烈对比，深刻揭示了乱世中“人性与制度”的复杂博弈。
梁武帝的“同泰寺舍身”：信仰包装下的权力游戏
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三日后还宫“大赦改元”，这场看似虔诚的宗教仪式，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大通门”与“同泰寺”的“反语相协”，暗示着帝王试图将宗教符号转化为统治合法性的密码——通过“舍身”彰显“慈悲为怀”，以“大赦”笼络人心，在“崇佛”的外衣下巩固皇权。
但这种表演难以掩盖梁朝的战略局限。此时北魏内乱已达顶峰，葛荣割据河北，萧宝寅重掌关中却心怀异志，本是梁朝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梁武帝将精力倾注于寺庙而非战场，虽有湛僧智、夏侯夔等将领夺取广陵、涡阳等地，却始终缺乏统一调度的全局规划。梁朝的胜利多为“趁乱袭取”，未能转化为对北魏腹地的致命打击，暴露了“帝王务虚、将领务实”的治理断层。
北魏的“叛将连锁反应”：制度溃烂的必然恶果
北魏的崩溃在这一时期呈现“多点爆发”的态势：乐安王鉴据邺城叛降葛荣，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立，相州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官僚体系的贪婪与宗室的不忠形成共振，将这个王朝推向深渊。
--萧宝寅的“重掌兵权”与杨椿的“预警”：杨椿离职前警告朝廷，萧宝寅“得州喜悦特甚，赏罚不依常宪”，恐生异心，建议派遣心腹担任其僚属以制衡。但胡太后与魏主“皆不听”，最终萧宝寅果然在关中叛乱。这种“无视忠言”的决策模式，印证了北魏中枢已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当权力被宠臣（如李神轨）把持，即便是显而易见的风险也被刻意忽视。
--源子邕的“邺城之功”难掩全局颓势：源子邕虽攻克邺城、斩杀元鉴，却无法改变“葛荣势大、关中失控”的整体格局。北魏军队的胜利如同“救火队员的零星扑火”，始终未能扑灭制度溃烂引发的燎原大火。更讽刺的是，平叛功臣往往沦为内斗牺牲品：高道穆因弹劾李世哲，其兄高谦之便被李神轨诬陷致死，“赦令未出而先赐死”的操作，彻底摧毁了官员的忠诚底线。
乱世中的“人性光谱”：从“让功君子”到“死战将领”
在普遍的混乱与背叛中，个体的选择更显珍贵：
--湛僧智的“让功”超越私利格局：湛僧智围困广陵多日，却将受降之功让给夏侯夔，理由是“庆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且自己的军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而夏侯夔“持军素严”能安抚百姓。司马光盛赞其“忠且无私”，在“乱世争功”的常态中，这种“功成不居”的胸襟尤为难得。这不仅避免了梁朝将领的内耗，更以“安民”为首要目标，展现出超越军事胜利的治理智慧。
--韦放的“死战”的绝境勇气：韦放在营垒未立、仅有二百余人的情况下，“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率部“一当百”击退费穆大军。这种临危不乱的胆识，与北魏“宠贵子孙”将领的“忧怖交怀”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真正的战斗力从不依赖人数，而在于将领的意志与士兵的信念”。
--曹世表的“破局”以智胜力的典范：面对刘获、郑辩与湛僧智的内外勾结，曹世表抱病出征，抓住“刘获欲迎僧智”的战机，派是云宝夜袭敌军，一战破敌。这种“直击要害”的战术，与北魏多数将领的“畏敌保守”形成反差，可惜这样的人才在北魏已属凤毛麟角。
南北对比：“溃烂”与“停滞”的双输困境
这一时期的南北政权陷入奇特的“双输”：北魏因“制度全面崩溃”而加速灭亡，梁朝因“战略保守与帝王务虚”而错失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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