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中所写一切皆为虚构！）
（注：文中的一切皆为作者胡说八道，大家看个开心乐呵就行，千万不要多想！）
君堡的冬天比春天更有分量。
十二月一日的清晨，乌姆河上的风已经带了海盐和铁器的凉味。
风是从两海之间吹过来的，先掠过马尔马拉海灰蓝色的水面，再贴着海峡一路北上，撞上君士坦丁堡那些古老的城墙、圆顶、塔楼和石柱，把整座城市吹得发出一种极轻微、极古老的回响，像一头沉睡太久的巨兽，正在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天还没有完全亮透。
海上的雾先一步涌进城里，灰白色，潮湿，顺着大道、巷口和宫墙的阴影漫上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巨大的穹顶托成一团沉默的黑影，也把蓝色清真寺细长的宣礼塔削成几笔若有若无的轮廓。
新建的人民广场上方高高架起的探照灯仍亮着，白色的光柱从雾里斜插出去，把广场边缘那些新搭起的观礼台、礼兵线和旗阵照得一半明、一半暗。
今天是十二月一日。
阿萨拉共和国中yang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日子。
这一天，整个阿萨拉都在醒来。
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吹来的风、从两河平原升起的尘土、从波斯湾和红海港口驶来的汽笛、从高加索雪线滚下的寒意、从黎凡特平原和尼罗河三角洲带来的潮湿，仿佛都在这一天汇进了君士坦丁堡。
这个横跨欧亚非、囊括整个中东腹地、面积一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新国家，把自己的第一声心跳，放在了这座千年古都里。
天色尚早，人民广场上已经有了人。
最先来的，是一个拄着橄榄木拐杖的老人。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袍，肩膀很窄，背却挺得笔直。
他在广场边缘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旗杆，又看了看主席台，最后挑了一块离中心很近的石板地，从怀里取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旧报纸，慢慢铺开，坐了上去。
他坐得很稳，一只手按着膝盖，一只手攥着拐杖，像一块从旧时代留下来的界碑，安安静静地钉在广场上。
紧接着，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从老城的石巷里，从港口的仓库区，从工厂宿舍和军营，从学校、面包房、医院和清真寺旁边的窄街里，像无数细小的河流汇入同一片海。
有人推着板车，车上绑着红旗和纸花，竹竿做的旗杆随着车轮颠簸一下一下地晃；
有人抱着孩子，孩子裹在厚毯子里，睡得迷迷糊糊，口水打湿了母亲肩头；
有人穿着工装裤和厚棉衣，手上的机油还没洗净，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污痕；
有人穿着从前线带回来的旧军装，肘部和膝盖磨得发白，胸前却把勋章擦得锃亮。
还有人是从更远的地方赶来的。
有人从北方草原和山地坐了三天两夜的卡车，有人从南方港口换了两次船，有人从西部沙漠边缘搭乘军用运输机来到君堡，又在机场外徒步走了十几公里。
他们所有人，只为了赶上这场典礼。
人民广场的外围停着一排排军用大巴、地方卡车和民用越野车，车窗上、车门上、车头上都贴着各地方言写的红纸条：
“代尔祖尔工人代表团”
“摩苏尔煤矿职工”
“巴士拉港装卸工”
“高原第三合作社”
“北方复员军人联合会”
“阿勒颇师范学生会”
没有谁组织他们怎么站，可他们自己就站得整整齐齐——
前排给老人、伤兵和抱孩子的妇女留着，后排的人自觉往后让。
一个少了左腿的老兵撑着拐杖站在最前列，裤腿扎得紧紧的，空荡荡的一截随风轻轻拍打着靴面。他站得笔直，像一杆插进石缝里的枪。
一个面包店老板围裙都没来得及摘，袖口和前襟上还沾着面粉，手里却举着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红旗。
几个穿白衬衫的学生一遍遍整理胸前的红领巾，像是怕风把它吹歪了。
广场中央早已布置完毕。
主席台设在人民广场北侧，背靠圣索菲亚大教堂，面朝大街和海峡。
整座主席台是按国家庆典标准搭建的，深色石阶、金属骨架、木制观礼平台，前方铺着笔直的红毯，台口悬挂着阿萨拉共和国国徽——金色的麦穗环抱一柄向上的长剑，底部衬以齿轮与绶带。
主席台后方竖立着三根高大的旗杆，中间一根最高。阿萨拉共和国国旗垂落在旗台上，深红色的旗面厚重而安静，中央那枚金色的国徽图案在灯光和晨光交界的地方泛着沉稳的光。
今天悬挂在旗杆上的这一面，是国家礼仪委员会、军需总署和君堡纺织厂联合制作的礼仪用旗，面料厚实，走线规整，旗角压着金线，足以在冬季海风中长久舒展。
广场四周，警戒线已经拉开。
共和国卫队和中央警备部队分段驻守，狙击观察组在周边制高点就位，通信兵沿着主席台后方和阅兵大道一线反复测试线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