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中所写一切皆为虚构!)
(注:文中的一切皆为作者胡说八道,大家看个开心乐呵就行,千万不要多想!)
君堡的冬天比春天更有分量。
十二月一日的清晨,乌姆河上的风已经带了海盐和铁器的凉味。
风是从两海之间吹过来的,先掠过马尔马拉海灰蓝色的水面,再贴着海峡一路北上,撞上君士坦丁堡那些古老的城墙、圆顶、塔楼和石柱,把整座城市吹得发出一种极轻微、极古老的回响,像一头沉睡太久的巨兽,正在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天还没有完全亮透。
海上的雾先一步涌进城里,灰白色,潮湿,顺着大道、巷口和宫墙的阴影漫上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巨大的穹顶托成一团沉默的黑影,也把蓝色清真寺细长的宣礼塔削成几笔若有若无的轮廓。
新建的人民广场上方高高架起的探照灯仍亮着,白色的光柱从雾里斜插出去,把广场边缘那些新搭起的观礼台、礼兵线和旗阵照得一半明、一半暗。
今天是十二月一日。
阿萨拉共和国中yang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日子。
这一天,整个阿萨拉都在醒来。
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吹来的风、从两河平原升起的尘土、从波斯湾和红海港口驶来的汽笛、从高加索雪线滚下的寒意、从黎凡特平原和尼罗河三角洲带来的潮湿,仿佛都在这一天汇进了君士坦丁堡。
这个横跨欧亚非、囊括整个中东腹地、面积一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新国家,把自己的第一声心跳,放在了这座千年古都里。
天色尚早,人民广场上已经有了人。
最先来的,是一个拄着橄榄木拐杖的老人。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袍,肩膀很窄,背却挺得笔直。
他在广场边缘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旗杆,又看了看主席台,最后挑了一块离中心很近的石板地,从怀里取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旧报纸,慢慢铺开,坐了上去。
他坐得很稳,一只手按着膝盖,一只手攥着拐杖,像一块从旧时代留下来的界碑,安安静静地钉在广场上。
紧接着,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从老城的石巷里,从港口的仓库区,从工厂宿舍和军营,从学校、面包房、医院和清真寺旁边的窄街里,像无数细小的河流汇入同一片海。
有人推着板车,车上绑着红旗和纸花,竹竿做的旗杆随着车轮颠簸一下一下地晃;
有人抱着孩子,孩子裹在厚毯子里,睡得迷迷糊糊,口水打湿了母亲肩头;
有人穿着工装裤和厚棉衣,手上的机油还没洗净,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污痕;
有人穿着从前线带回来的旧军装,肘部和膝盖磨得发白,胸前却把勋章擦得锃亮。
还有人是从更远的地方赶来的。
有人从北方草原和山地坐了三天两夜的卡车,有人从南方港口换了两次船,有人从西部沙漠边缘搭乘军用运输机来到君堡,又在机场外徒步走了十几公里。
他们所有人,只为了赶上这场典礼。
人民广场的外围停着一排排军用大巴、地方卡车和民用越野车,车窗上、车门上、车头上都贴着各地方言写的红纸条:
“代尔祖尔工人代表团”
“摩苏尔煤矿职工”
“巴士拉港装卸工”
“高原第三合作社”
“北方复员军人联合会”
“阿勒颇师范学生会”
没有谁组织他们怎么站,可他们自己就站得整整齐齐——
前排给老人、伤兵和抱孩子的妇女留着,后排的人自觉往后让。
一个少了左腿的老兵撑着拐杖站在最前列,裤腿扎得紧紧的,空荡荡的一截随风轻轻拍打着靴面。他站得笔直,像一杆插进石缝里的枪。
一个面包店老板围裙都没来得及摘,袖口和前襟上还沾着面粉,手里却举着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红旗。
几个穿白衬衫的学生一遍遍整理胸前的红领巾,像是怕风把它吹歪了。
广场中央早已布置完毕。
主席台设在人民广场北侧,背靠圣索菲亚大教堂,面朝大街和海峡。
整座主席台是按国家庆典标准搭建的,深色石阶、金属骨架、木制观礼平台,前方铺着笔直的红毯,台口悬挂着阿萨拉共和国国徽——金色的麦穗环抱一柄向上的长剑,底部衬以齿轮与绶带。
主席台后方竖立着三根高大的旗杆,中间一根最高。阿萨拉共和国国旗垂落在旗台上,深红色的旗面厚重而安静,中央那枚金色的国徽图案在灯光和晨光交界的地方泛着沉稳的光。
今天悬挂在旗杆上的这一面,是国家礼仪委员会、军需总署和君堡纺织厂联合制作的礼仪用旗,面料厚实,走线规整,旗角压着金线,足以在冬季海风中长久舒展。
广场四周,警戒线已经拉开。
共和国卫队和中央警备部队分段驻守,狙击观察组在周边制高点就位,通信兵沿着主席台后方和阅兵大道一线反复测试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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