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第一天当县令，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做，但心里对南昌县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候，鄱阳郡也好，豫章郡也罢，都是古越族侵攻最多的地方。而古越族中，尤其以山越为最甚。
山越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南方山区山贼式武装集团的统称。因往往占山为根据地，故亦称“山民”。山越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又因“山出铜铁”，而常常“自铸兵甲”。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好习武，以山险为依托，组成武装集团，其首领有“帅”、“大帅”、“宗帅”等诸多称谓，对于中央封建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如今到了南昌县，其实也是有所动作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收流民，而且只收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少年人。然后，就用这些人组建新军，可令人看不懂的是，孙定的练兵之法与众不同，不过是立定正步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打法。
其实，孙定要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些人有着令行禁止的觉悟，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做到令行禁止，那结局绝对是可怕的。历史上有很多军队就是因为令出多门，让底下的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如何听从命令，听从谁的命令，而导致最后战事大败，将军被杀的结局。
孙定的军队是弓箭兵，不过，他的弓箭兵与其他人的不同，由于逃生系统的存在，陈琦很早就在系统空间累积了大约八百副诸葛连弩，以及近万的弩矢。一般来说，弩矢比箭矢要短很多，射程也比箭矢要近得多，但架不住数量多啊。所以，八百人的驽队，其实拥有其他负重兵千余人，他们不是打仗的人，他们的作用就是为这些弩手负责传递弩矢的。
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孙定现在已经隐约有了近三千人的弩兵队伍，而在县里，孙定则是完全交给了卫鞅，自己管理军队，而政务完全不理会。
在历史上，东汉末年，孙氏初定江东，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往往与各地的“宗部”（一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
孙策初离开袁术回到江东时，就曾被丹阳郡（今安徽皖南等地）当地山贼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汉建安三年（198年），袁术遣人以印绶予丹阳（今安徽宣城）宗帅祖郎等，使之激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反为孙策讨破。
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孙权西征黄祖，正待破城之时，山越复起，严重威胁孙吴后方，迫使孙权撤兵。孙权东撤后，派吕范平鄱阳（今江西鄱阳东北）；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东北）；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西北）；以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活动最频繁地区的县令长，悉平各地山越。建安二十二年，陆逊建议孙权，克敌定乱非众不济，而山越依阻深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于是命陆逊征讨会稽、丹阳、新都三郡的山越，将俘获之人强者为兵，羸者补为民户，得精卒数万人。吴嘉禾三年（234年），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相邻四郡，令各保疆界，然后分兵扼诸险要之地，将山越分割包围。只修缮藩篱，不与交锋。待其谷物将熟，纵兵芟刈，以饥饿迫使山越出山求活。诸葛恪将其中精壮四万人选为兵士，余者迁至平地充作编户。
经孙吴数十年的残酷征讨，江南绝大部分山越被迫出山，徙至平原地区，一部分用以补充兵源，一部分成为编户，调其租赋，或为私家佃客。
不得不说，孙氏的政策是完全对头的，这些匪人如果不消灭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你想，自己的军队在前方和敌人打仗，这些匪人在后面分田地，打土豪，是不是很眼熟？呵呵，没有错，就是你想的那样。
而孙定的所作所为也很简单，发展特殊部队，可以钻山，可以下海，可以化整为零假装成为商人、旅者、秀士（秀才士子）、医生、乞丐，人生百态，没有不能做的。而这些士兵，也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可以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特殊作战的特别的精锐士兵。
其实，作为从后世逃到三国的陈琦，他知道，现在是公元一九〇年，而一年后，江东的主公，东吴第一代首领孙坚死于娄圭之手。所以，打击山越，这就成了孙定在孙坚那里标名挂号的一个契机。事情也的确如同孙定想的那样，由于孙定的果断出击，使得因社会动荡，或者不纳王租，而占山为王，被统称为山越的潘临、彭绮、彭式、费栈、祖郎、严白虎、金奇、毛甘、黄乱等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对这个敢于反抗的小小县令刮目相看，也逐渐开始联合起来，想要把他彻底消灭在萌芽之中。
而离柴桑不远，有一座西塞山，那西塞山又称道士伏矶，矶头山。明朝宰相张居正曾在此留有名诗《道士洑》一篇，孙定来柴桑前曾去游过。当时看到西塞山，孙定心中一动，不由信口拈来这一首诗，竟毫无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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