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百年五星级酒店的长廊酒吧。
深色木质与黄铜装饰沉淀着旧时代的奢华，雪茄的淡蓝烟雾与爵士乐低回的萨克斯风旋律缠绕上升。
黄建平捏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余夏刚刚发来的、例行公事般的月度汇报邮件。
邮件内容详尽，逻辑清晰，一如余夏的风格……在邮件的最后一段，关于未来工作展望的平淡叙述之后，跟着一句几乎算是轻描淡写的话：
关于课题方向，诺依曼教授认为聚焦垂直领域是“有价值的应用途径”，已同意我以此作为博士课题，并强调“做出扎实、可验证的成果”。
黄建平的目光在这句话上停留了足足十秒。他放下手机，拿起面前水晶杯里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冰块间缓缓旋转。他没立刻喝，只是看着杯壁上凝结的水珠。
“嘉良，你看看这个。”他将手机推到桌子对面。
平嘉良接过手机，快速扫过邮件正文，目光同样定格在最后那句“关照”上。他嘴角向下撇了撇，那是一个混合了讥诮与了然的表情。
“价值？扎实？”平嘉良重复着这几个词，声音不高，在安静的酒吧里却字字清晰，“这位诺依曼教授，说话倒是体面。”
“岂止是体面，”黄建平啜饮一口酒，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灼热的清醒，“这是标准的‘学术流放’通告。
“肯定，然后划定边界，最后隔离。听起来是支持，实际上是告诉他：‘你玩你的小玩具，别来打扰我们建通天塔’。”
平嘉良将手机推回，身体向后靠进柔软的皮质沙发里，揉了揉眉心：“意料之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哪里都一样。国际大环境如此，只不过学术界包装得好看点，叫‘鼓励独立探索’。”
“他压力不小。”黄建平放下杯子，指尖轻轻敲击着光洁的桌面，“那边学术上被边缘化，核心技术接触不到核心。这边，璧途还在等米下锅，指望他的AI内核。现在又多了个什么‘夏至’……摊子铺得有点开，精力怕是跟不上。”
平嘉良没立刻接话，目光投向窗外璀璨却冰冷的摩天楼群灯光，仿佛在衡量什么。半晌，他才缓缓开口，语气是纯粹的商业理性：
“黄老师，咱们投的是璧途，是余夏这个人，更是璧途‘产学研’结合的可能性。现在，他这个‘学’的环节，在美国那边遇到了系统性阻力，而且这阻力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整个方向。风险在升高。”
“你是说，璧途的风险在升高？”黄建平问，眼神锐利起来。
“不止璧途，”平嘉良坐直身体，声音压得更低，“是他这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他现在搞定了一个生物学家的合作，拿到点小钱，能暂时稳住。但这就像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一阵风就可能掉下去。诺依曼那种级别的教授，如果真想敲打他，办法多的是。”
黄建平沉默地听着，手指停止了敲击。他知道平嘉良不是危言耸听。资本最厌恶的就是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得想想出路了。”平嘉良继续道，像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不是替余夏想，是替我们这笔投资，替璧途这个项目想。三条路，黄老师，您看是不是这个理。”
他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及时止损，逐步切割。评估余夏被美国实验室边缘化乃至最终被迫离开的可能性。如果风险过高，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璧途的核心价值。没有余夏持续的技术输入，璧途的故事还能讲多久？是否考虑调整方向，或者……做好最坏的准备，控制损失。”
黄建平眉头紧锁，没说话。
“第二，”平嘉良曲下第二根手指，“支持他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全身心投入璧途。我们加大投入，帮他组建更强的技术团队，他回来做CTO，甚至直接掌舵。
“那个‘夏至’的想法，如果真有价值，可以并入璧途，作为垂直领域解决方案的先导。这样，技术核心完全掌控在我们手里。赌的是他离开学术环境，在商业战场上的成长速度，以及我们能否快速将璧途推向新高度。”
“第三，”最后一根手指也曲下，平嘉良的目光变得深邃，
“维持现状，甚至加大支持，帮助他在美国站稳脚跟，完成学业，并利用那边的资源，反哺璧途。这条路最险，也潜在收益最大。
他不是被赶到垂直领域了吗？好，我们就支持他在垂直领域做到极致，做出独一无二、他们无法忽视的成果。
利用美国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环境，把‘夏至’打造成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同时，他的博士头衔、他在加州的经历、他建立的学术合作网络，长期看，对璧途的未来，价值不可估量。赌的是他的韧性、智慧，以及我们能否为他提供足够的远程支持和防火墙，让他能在那边的风暴里生存下来，并真正化危机为转机。”
三条路，清晰地摆在桌面上。每一条都意味着不同的资源投入、风险敞口和未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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