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的尘埃落定，但它在蜀郡大地上留下的，却不是一片废墟，而是一张被强行擦拭干净的白纸。对于陆瑁而言，这正是他挥毫泼墨的最好时机。
督政司，这个在朝堂上仅凭几句话便催生出的机构，在平叛之后，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效率，迅速运转起来。它的第一批“巡查使”，并没有从朝中选派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官，而是直接从张遵的虎贲军，以及廖化身边那些经历过血战的亲兵中，挑选出了一批忠诚、果敢且识字的军官和老兵。
他们两人一组，一人负责丈量、登记，一人负责警戒、执法。他们腰佩环首刀，怀揣着盖有大都督府和天子玉玺双重印信的授权文书，奔赴蜀郡的每一个县、乡、亭、里。
他们的到来，在蜀中，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
对于那些分到了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身着黑衣、神情冷峻的巡查使，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他们带来了更精准的鱼鳞图册，将每一块田地的归属，都用墨线清晰地勾勒出来，发下崭新的田契。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税法，将过去那苛繁复杂的名目，统一为简单的“三十税一”，且明明白白地写在乡屯的公告石碑上。
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农，抚摸着那刻着自己名字的田契，跪在田埂上，朝着成都的方向，嚎啕大哭。他们一辈子都以为，自己生来就是给别人做牛做马的命。直到今天，他们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而对于那些在叛乱中保持了“中立”，实则首鼠两端的士绅地主而言，巡查使的到来，不啻于一场审判。
“王乡丞，经查，你名下有良田三百二十亩。但根据前朝户籍与你族人分家记录，你应有之田，不过一百一十亩。多出的二百一十亩，请你解释一下，来源何处？”
在江源县的一处宅邸内，一名年轻的巡查使，将手中的账册，轻轻放在桌上。他的身后，站着两名手按刀柄的虎贲军士卒。
那被称为王乡丞的士绅，早已汗流浃背，面无人色。“军爷……这……这都是小人多年来，省吃俭用，从旁人手中……买来的……”
“买？”巡查使冷笑一声，抽出另一卷宗，“我们查过了，你所谓的‘买’，是趁着前年大旱，用三斗米，‘买’了李老四家五亩水田。是用一匹布，‘买’了赵二寡妇家三亩桑田。他们若不卖，你的家丁，便会日日上门。这，是我大汉朝廷认可的‘买卖’吗？”
王乡丞“噗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军爷饶命！小人知错了！小人愿意……愿意将田地，尽数献给国家！”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巡查使摇了摇头，“都督有令。凡非法侵占之田，一律收归国有。念你并未参与叛乱，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罚你家出钱、出粮，修缮郫县县衙，并入辅兵营，服劳役一年，你，可服？”
“服！小人服！”能保住一条命和一部分家产，王乡澈已经谢天谢地。
相似的一幕，在整个蜀郡，不断上演。督政司的手段，强硬，却又留有一线。他们不搞株连，不搞扩大化，只清算“非法所得”，只惩治首恶与不法。这种精准而冷酷的打击，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那些最大的毒瘤一一剜除，却又没有激起整个士族阶层的玉石俱焚。
恐惧，在蔓延。但秩序，也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重新建立起来。
在成都城南，一片原属于谯氏的巨大别院，被彻底推平。在工匠们叮叮当当的劳作声中，一座崭新的学宫，拔地而起。
它没有沿用“太学”或是“郡学”的名字，而是被刘禅，亲自赐名为——务实学宫。
在学宫落成的第一天，右丞相陆瑁，亲自担任了第一任祭酒（校长），并发表了开学演说。
台下，坐着三百名特殊的学生。他们之中，有在平叛中立功的虎贲军士兵的子弟，有在均田中表现优异的农家少年，有督政司巡查使们从民间发掘的聪明孩子，甚至，还有几个主动将家产献出，以求自保的士族子弟。
他们的出身，天差地别。但此刻，他们都穿着一样的青布学袍，眼中，带着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
“诸君！”陆瑁的声音，通过一个简易的扩音陶瓮，传遍了整个广场，“今日，你们坐在这里，不是来学习如何引经据典，空谈误国。也不是来学习如何吟诗作赋，装点门面！”
“我要你们学的，是算术！是如何丈量土地，计算税收，让国库的每一个铜板，都清清楚楚！”
“我要你们学的，是律法！是让你们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绝不是一句空话！”
“我要你们学的，是农学，是水利，是如何让一亩地，多打一斗米！是如何让一条渠，多灌百亩田！”
“我大汉，不需要满腹经纶的腐儒，不需要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我大汉，需要的是能吏，是干吏！是能为国富民强，添砖加瓦的栋梁之才！你们，便是这第一批砖瓦！你们的前途，不在于你们的出身，而在于你们毕业之后，能为大汉，做出何等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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