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上海。
旧历新年刚过，空气里却嗅不到一丝喜庆，
只有一种沉滞的、混合着硝烟未散、恐慌沉积、以及冬日湿冷入骨的阴郁气息，
像一张浸透了脏水的巨大灰布，沉沉地笼罩在“孤岛”上空。
租界的霓虹依旧在入夜后闪烁，百乐门的爵士乐隔着苏州河隐约飘来，
高档西餐厅和咖啡馆里依然坐着衣冠楚楚的洋人和华人富贾，
谈论着汇率、股票和最新的好莱坞电影，
仿佛闸北、南市那片焦土和数百里外那座仍在流血的城市，只是平行世界里无关痛痒的布景。
这是一种病态的、建立在无数人尸骨和血泪之上的、
脆弱的、畸形的繁荣，如同晚期肺结核病人脸颊上那不祥的潮红。
然而，即便是在这刻意营造的、自欺欺人的“安宁”之下，更具体、更残酷的苦难，
依旧如同脓疮，在“孤岛”最边缘、最肮脏的角落，悄然溃烂、蔓延。
闸北，苏州河以北，靠近曾经激烈交战现已沦为废墟和无人地带边缘。
这里挤挤挨挨、见缝插针地搭起了难以计数的窝棚。
材料是战火中侥幸残存的碎砖烂瓦、烧焦的房梁、
锈蚀的铁皮、破旧的帆布，乃至废弃的弹药箱和扭曲的汽油桶。
道路是泥泞和垃圾自然碾压出的沟壑，污水横流，
空气中终年弥漫着粪便、腐物、煤烟和绝望的混合臭味。
这里是涌入租界失败、或无力支付昂贵租金和生活费用的最底层难民的聚集地，
是上海华美旗袍下最不堪入目的溃烂伤疤。
人口密度高得惊人，卫生条件几近于无，
饮用水要靠每天从苏州河浑浊的支流肩挑手提，
或购买昂贵且来路不明的水车贩卖的“清水”。
生存，在这里退化成最原始、最残酷的搏斗。
1月15日，腊月十四。
清晨，寒霜凝在窝棚低矮的屋檐和破烂的席片上，呵气成雾。
一阵凄厉到变调的哭嚎，刺破了棚户区麻木的寂静。
哭声来自靠近一条污浊水沟边的一处窝棚。
邻居们被惊动，围拢过去，随即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
窝棚里，一家五口，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一对中年夫妇，两个半大孩子，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全都面色青紫，口吐白沫，身体蜷缩，剧烈地抽搐。
地上、破旧的被褥上，满是恶臭的呕吐物和稀水状的排泄物。
那对夫妇已经没了声息，眼睛可怕地凸出，死死瞪着漏风的棚顶。
大一点的孩子还在微弱地抽搐，小一点的孩子和婴儿已然不动了。
哭嚎的是住在隔壁、早起捡煤核的老太婆，她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瘟……瘟神爷来了啊！！！” 老太婆瘫倒在地，捶胸顿足，发出非人的号叫。
恐慌，如同滴入滚油的冷水，瞬间在拥挤不堪的棚户区炸开。
人们惊恐地远离那处窝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人说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是染了时疫，
更有人脸色惨白地低语：“是……是霍乱？还是鼠疫？”
消息很快传到了负责这片棚户区“管理”（实则是收取各种名目费用的灰色人物）的“甲长”那里。
“甲长”是个四十多岁、一脸横肉的光头，听说后也吓了一跳，不敢怠慢，
一边派人用破草席胡乱盖住尸体，严禁旁人靠近，
一边急匆匆跑去向管辖此处的警察分局报告。
闸北的华界警察系统在战火中早已残破不堪，许多区域处于半失控状态。
接到报案的警察，也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便捏着鼻子向上报告，
同时严厉警告“甲长”封锁消息，不得引起更大恐慌。
然而，瘟疫的魔鬼，一旦放出笼子，便不再受控制。
1月16日。 距离第一家惨剧不到两百米的另一处窝棚，
再次发生同样状况，三口之家，两死一危。
接着，是更远些的公共取水点附近，一个独居的老人倒毙在水沟边。
1月17日。 疫情呈现爆发态势。一天之内，
不同区域接连报告了七起类似病例，死亡人数迅速攀升至十几人。
症状高度一致：突发性剧烈呕吐、喷射状腹泻（米泔水样）、
严重脱水、肌肉痉挛、四肢冰冷、面色青紫，死亡极快，
从发病到咽气，快则数小时，慢不过一两天。
恐慌如同失控的野火，在棚户区蔓延。
人们开始疯狂抢掠和囤积任何看似干净的饮水，殴打怀疑投毒的陌生人，
甚至有人开始焚烧死者和病患的窝棚，引发新的混乱和火灾。
一种末日降临的绝望气息，笼罩了这片本就苦难深重的地域。
租界当局，终于无法再假装看不见这道就在自家后门、而且正在迅速恶化的脓疮。
1月18日上午，工部局卫生处、警务处联合发布紧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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