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十九年的初春，冰雪消融，万物萌动。靖朝帝国在经历了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后，如同一条经过蜕皮的巨龙，以一种更加稳健而充满活力的姿态，迎接着内外的机遇与挑战。新的格局下，既有分工协作的初显成效，亦有潜藏深处的暗流涌动。
古里商站已然成为西洋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靖葡古里条约》的签订，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靖朝的商船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涌入印度西海岸。不仅仅是古里，柯钦、卡利卡特等主要港口都出现了靖朝商人的身影，他们带来的瓷器、丝绸、茶叶迅速占据了高端市场，而运回的则是堆积如山的印度棉布、胡椒、香料、宝石，以及……越来越多关于这片次大陆及其以西世界的详细信息。
赵启明不再满足于被动贸易。他利用“睿亲王”楚琙协理海事总局的便利，推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构建“西洋贸易网络”。他以古里商站为核心，向周边土邦派出常驻商务代表，收集情报，协调贸易，并尝试与更远处的阿拉伯商人建立直接联系。一条从旧港/安汶 -＞ 古里 -＞ 阿拉伯半岛的固定贸易航线雏形初现。来自靖朝的货物，开始出现在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市场。
然而，深度介入也带来了新的视角。随船的文人、医官乃至水手，开始以更加平视、甚至带有研究性质的眼光观察这片土地。他们记录下印度复杂的种姓制度、多样的宗教信仰、独特的建筑与艺术，也注意到了葡萄牙人带来的天主教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以及各地土邦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这些见闻被整理成册，源源不断送回国内，题为《西洋风物志》。它们不再仅仅是猎奇的异闻，而是开始促使帝国精英阶层思考：在这些拥有悠久历史和复杂文明的“他者”面前，天朝上国的“华夷之辨”是否需要进行新的诠释？帝国的扩张，除了武力与贸易，是否还需要一套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天下观”？思想的种子，在远洋的风浪中悄然播下。
京城，新的权力结构开始运转，但“睿亲王”楚琙与“贤亲王”楚琰之间的磨合，远非一帆风顺。
楚琙掌兵部、工部及海事总局，锐气十足。他大力推动“镇海级”铁甲舰的建造，要求户部优先保障其庞大的经费；他支持格物院对“猛火油”武器的进一步研究，认为这是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他批准了向西洋增派战舰和人员的计划，以巩固和拓展贸易网络。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指向更强大的武力和更远的疆域。
而楚琰掌户部、吏部及都察院，则如同一个谨慎的管家。他并非反对开拓，但他更关注成本与风险。他仔细审核“镇海级”的每一笔预算，要求工部提供详细的物料和人工核算；他对“猛火油”武器的巨大风险表示担忧，建议加强安全监管，暂缓实战部署；他提醒楚琙，西洋贸易网络的扩张需要配套的行政管理与外交人才，而目前吏部选拔的官员大多缺乏相关经验。
一次关于是否应在柯钦设立第二个常驻商站的御前讨论，将这种竞合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琙主张：“柯钦地理位置关键，若能设站，可与古里形成犄角之势，进一步挤压葡夷空间，掌控马拉巴尔海岸贸易！”
楚琰则质疑：“设站易，维系难。需派驻兵员、官吏，建立防御，处理与当地土邦及葡夷关系。每年所费几何？可能带来之收益与风险是否匹配？吏部目前能否派出足以胜任此职之人？”
争论并非敌对，而是基于不同立场的务实探讨。最终，在楚骁的默许下，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原则上同意设站，但规模从简，先行派遣小型商务代表团试探，待局面稳定、收益明确后再行扩充。同时，楚琰责成吏部，开始有意识地选拔和培养熟悉海事、通晓外语的官员，为未来的海外治理储备人才。这种在争论中寻求共识、在竞争中达成协作的模式，成为了朝堂运作的新常态。帝国的巨轮，在“力”的推动与“本”的制约下，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航向。
福州船厂，巨大的船坞内，帝国的希望——“镇海级”首舰的建造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全尺寸的“龙息”锅炉已吊装就位，那庞大的体积和复杂的管道系统，彰显着与“靖海级”截然不同的动力层次。最引人注目的是，船体的建造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木质龙骨，而是采用了完全由熟铁铆接而成的巨型框架！黝黑的铁质龙骨和肋骨，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构成了这艘未来海上霸主最坚实的骨架。
这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壮举。铆接如此巨大的铁质构件，对工艺的要求极高。楚琙亲自督工，要求每一颗铆钉都必须达到规定的强度和密封标准。船厂内，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带着年轻的学徒，如同雕刻艺术品般，一锤一锤地将烧红的铆钉敲击到位，确保连接处万无一失。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不同批次的铁料，强度略有差异；不同工匠铆接的部件，尺寸存在微小公差。这些在小型船只或木船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在追求极致性能和大规模生产的铁甲舰上，却可能成为致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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