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睁开眼，天已经蒙蒙亮了。惨白的光线从门板缝隙里挤进来。
我躺在被窝里，浑身酸软，像大病了一场。过了好一会儿，僵硬的思维才开始转动。我猛地扭头看向身边。
奶奶已经起来了，正坐在床边穿衣服。听到动静，她回过头看我，脸色有些疲惫的苍白，但眼神是熟悉的、带着关切的浑浊。
“醒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咋出这么多虚汗？做噩梦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疼，发不出声音。昨晚的一切，挠门声，门外的“奶奶”，身边冰冷的触感……清晰得可怕，可看着眼前真实的奶奶，又模糊得像一场噩梦。
我哆嗦着，断断续续地把昨晚听到的、感觉到的说了出来。
奶奶穿衣的动作停住了。她脸上掠过一种极其复杂的神情，恐惧、后怕，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悲哀。她没说话，只是更用力地帮我掖了掖被角，手很凉。
这时，外屋传来爷爷咳嗽和走动的声音。门开了，爷爷端着个豁口的碗进来，碗里是热水。他眼圈乌黑，眼睛里满是血丝，看起来一夜没睡。
他把碗递给我，粗糙的大手在我头上按了按，动作有些沉重。
“喝点水。”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没事了。”
后来，爷爷找来了村里懂些阴阳事的老拐头。老拐头围着房子转了几圈，在门槛那里蹲了很久，又问了那天上坟的详细经过，尤其是关于那个穿红棉袄、绿绣花鞋的女人。
听完，他半晌没吭声，只是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眉头皱着。最后，他让爷爷在院子四角埋了生铁，在门楣上挂了面小镜子，又画了几张鬼画符般的黄纸符，让贴在里屋门后和我的床头。
“冲撞了。”老拐头走的时候，含混地说了这么一句，“有些东西，沾上了，就难干净。孩子火力低，尤其得小心。往后清明……唉，尽量避着点吧。”
那之后，我病了一场，低烧，说胡话。奶奶日夜守着。父母终于被惊动了，从广东匆匆赶回来一趟，待了三天，见我好转，又匆匆回去了。
生活似乎恢复了原样，但那件事像一根刺，扎进了我们家的日子。爷爷奶奶明显老了，精神头短了，尤其是爷爷，烟抽得更凶，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家里的气氛总是沉沉的，再也没了以往的松快。
至于那双绿绣花鞋，我再也没见奶奶拿出来过。那个旧木箱，似乎也锁得更死了。
……
时间这东西，说慢也慢，说快也快。山里的日子，一年年，春种秋收，清明冬至，好像都差不多。可人就在这差不多的日子里，悄悄变了样。
我一年年长大，像村口的老槐树，抽条，拔高。父母依旧在外打工，只是换过几个地方，从广东到了浙江，又到了更远的北方。他们寄回的钱，让我读完了初中，又勉强上了县里的高中。爷爷奶奶的背，更驼了，头发全白了，像落了厚厚的霜。
高中住校后，我回村的日子就少了。清明，有时能赶上周末，就回来跟着爷爷去上坟。那条山路，似乎也没小时候感觉的那么长、那么阴森了。
爷爷的脚步慢了，我要时不时停下来等他。那个曾让我魂飞魄散的拐弯处，坟还在，墓碑更加残破，荒草萋萋。每次经过，爷爷还是会沉默，脚步加快，但不会再捂我的眼睛。我也学会了目不斜视，快步走过，只是余光里，总觉得那荒坟的轮廓，比别处更暗一些。
再后来，我去省城读了个普通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和大多数村里出来的年轻人一样，成了新一代的“外地打工者”。
城市很大，很吵，楼很高，夜里也亮如白昼，没有山风，没有虫鸣，也没有那种无边无际的、能吞掉一切的黑暗和寂静。
我忙着生存，适应，像个陀螺一样旋转，只有在极偶尔的深夜，被窗外陌生的车流声惊醒时，童年那个清明节的片段，会毫无征兆地撞进脑海——鲜红扎眼的旧棉袄，惨绿诡异的绣花鞋，门板上缓慢的刮擦声，还有那一声幽冷的“老头子，开开门，我冷”……每每这时，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再无睡意。
爷爷奶奶是在我工作后第三年，一前一后走的。奶奶先去的，没病没灾，睡梦里就没再醒来，很安详。爷爷撑了不到半年，一个午后，靠在墙根晒太阳，头一歪，也跟着去了。村里人都说，这是老两口的缘分，谁也没丢下谁。
丧事办完，我收拾老屋的东西。父母也回来了，脸上是长年劳作留下的、木然的悲伤。在整理奶奶那个从不让人动的旧木箱时，钥匙找不到了，是爸爸用锤子砸开的。
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一些颜色暗淡的碎布头，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包袱。解开红布，里面是几样小女孩的玩意儿：一个褪了色的鸡毛毽子，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还有一小绺用红绳系着的、枯黄纤细的头发。
那双绿绣花鞋，不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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