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七岁，春天刚刚把柳絮吹得满村飘白，奶奶就像一片最轻的柳絮，悄无声息地落进了土里。
她走得很安静，在一个下着绵绵雨的午后，倚着旧藤椅，手里还握着半只没纳完的鞋底，就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大人们说，这是福气，没病没痛。可对我来说，那个总是从打了补丁的围裙口袋里变出烤红薯、会用粗糙却温暖的手掌抚摸我头顶的奶奶，再也不会在灶膛明明灭灭的火光里，给我讲那些山精野怪的老故事了。
我们住在赣北一个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小村落，村口有条不知疲倦的小河，日夜唱着潺潺的歌。奶奶就葬在河对岸的山坡上，那儿有一片小小的家族坟地，紧挨着一片茂密的杉木林。每天清晨，薄雾会从河面升起，慢慢漫过坟头，像是给沉睡的人盖上一床湿漉漉的纱被。
奶奶走后，家里像是突然被抽走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虽然日子还在继续，但空气里总浮着一层看不见的、凉津津的东西。爷爷的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对着院角那棵老梨树抽烟，一袋接着一袋，眼神空茫茫的，仿佛透过层层叠叠的梨花，看到了很远的地方。那梨树是奶奶嫁过来那年亲手栽的，如今开得一片惨白。
春耕最忙的时候到了，漫山遍野的梯田需要灌水、翻耕、插秧，活计追着人脚后跟跑。那天，天色还没完全暗透，西边山顶还剩着一抹挣扎的橘红，父母和爷爷就急匆匆扒了几口饭，拿起秧担和锄头下了田。他们要在天黑前，把最后一块“冷水田”的秧插完。那块田在村子最西头，离家约莫三里路，要穿过一片田垄，绕过一个小水库。
“乖乖在家看门，别乱跑，插完这趟我们就回来。”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掌因为长时间泡在水田里，皱巴巴的，还有些凉。
我点点头，搬了小竹凳坐在堂屋门口。屋里没有点灯，很快就被深蓝的暮色填满，只有神龛上长明灯的一点豆火，幽幽地晃着，照着奶奶的牌位，新刻的字还带着木头的清香。
院子里的鸡鸭早已归笼，世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远处不知名虫子的唧唧声。孤独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死”的重量，它把奶奶带走了，也把家里很大一部分温暖和声音都抽空了。
不知坐了多久，天完全黑透了，浓稠的墨色从四面八方合拢，只有星星零星地钉在天鹅绒幕布上，冷冷地眨眼。父母和爷爷还没有回来。我开始害怕，不是怕黑，而是怕这种被遗留在无边寂静里的感觉。风穿过堂屋，发出呜呜的轻响，像是谁在叹息。
我忽然想起自己的“重任”。爷爷说过，走夜路回家，有亮光引着，魂儿才走得稳。我得去接他们。于是，我踮起脚，从灶王爷画像旁边取下一支准备好的松明火把。火把头浸了松脂，沉甸甸的。我划亮火柴，橘红的火苗“噗”地一声窜起来，先是畏缩地摇曳几下，随即欢快地燃烧起来，噼啪作响，炸开松脂的清香。一股暖意和勇气顺着握住竹柄的手传遍全身。
我举着火把走出院门。火光劈开黑暗，在我脚前投下一团跳跃的、忠诚的光明。路是熟悉的田埂路，窄窄的，两旁是刚插下秧苗的水田，水面映着火光和零碎的星光，像一块块被打碎的深色镜子。蛙声很响，此起彼伏，反而衬托出夜的深远。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田垄上，随着火把的晃动而变形，像个沉默的巨人跟着我。
风有些大，火把被吹得呼呼响，火焰向后拉扯着，我必须小心地用手笼着，才能不让它熄灭。就在我全神贯注对付风时，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前方路转弯的地方，靠近那丛野生毛竹的地方，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静静地立在那里。
我的心猛地一跳，停下脚步，将火把举高些。
是一个人的背影。佝偻的，熟悉的轮廓，藏青色的大襟褂子，脑后挽着一个稀疏的圆髻。她就那么面朝水田站着，一动也不动，仿佛在凝视黑暗中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晚风拂过，吹动她褂子的下摆，也吹动她几根灰白的发丝。
“奶奶？”我脱口而出，声音干涩，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和期盼。
没有回应。背影依旧沉默。
“奶奶！是你吗？”我提高声音，向前走了几步。田埂泥泞，我差点滑倒。
那背影似乎微微动了一下，但依旧没有回头。反而，她开始向前移动，不是走，更像飘，沿着田埂，向着更黑的前方，向着水库的方向。她的移动毫无声息，藏青色的身影在火光边缘若隐若现，像个不真实的剪影。
“奶奶！等等我！你要去哪里？”我急了，顾不上田埂湿滑，举着火把追了上去。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是奶奶！她回来了！她舍不得我们！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追着，火把的光圈剧烈摇晃，试图捕捉那个背影。可是，无论我怎么跑，她总是在我前方两三丈远的地方，保持着那段不远不近、无法逾越的距离。夜风灌进我的喉咙，带着水田的土腥气和隐隐的凉意。我追得气喘吁吁，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出来，被风吹得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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