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阳同志，老朽有个不情之请想要请你帮忙。”张震霆苦笑着说道，面对其他人他大可以直接向其施加压力，可面对李明阳这位太子爷，他也只能用商量的口吻来说。
听到张震霆终于不再绕圈子，语气中甚至带上了一丝他这等人物极少流露出的无奈，李明阳心中了然——图穷匕见了。他面色不变，心中却暗道：“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他语气依旧保持着恭敬，但措辞却如同精心构筑的堤坝，不留一丝缝隙：
“张老您言重了，您有事找我，是看得起我李明阳，是我的荣幸，万万当不起一个‘请’字。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在我职责范围和能力之内的事情，小子我一定尽心尽力，绝无推诿。”这番话，听起来谦逊诚恳，实则已将所有的“后门”彻底封死。潜台词无比清晰：不违背原则、不触犯法律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想让我在张明龙的案子上法外开恩，绝无可能。
张震霆在政坛沉浮数十年，何等老辣，岂会听不出这年轻人话语里的绵里藏针和坚定立场？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恼怒，有无奈，更有一丝为家族晚辈不争气的悲哀。但事已至此，为了保住张家那一线血脉，他这张老脸，今天也只能豁出去了。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声音低沉了几分，带着近乎直白的恳求：
“明阳同志，这个忙……我想只要你愿意，是能帮上的。”他不再掩饰，直接点明，“我那个不成器的孙子张明龙，在你们临海市犯了罪，闯了大祸，这是他咎由自取！我的请求是，能不能……能不能把他移交给京都的司法机关来审理？”
他似乎生怕李明阳误会，急忙补充表态，语气甚至显得有些急切：
“当然！我张震霆以我这辈子的名誉担保，只要人到了京都，司法机关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我绝对不插手，不干预，更不会为此说半句话！那都是他罪有应得，自找的！”
话说到此，他的声音里透出一股深沉的、属于垂暮老人的悲凉与恳切：
“只是……明阳同志，你也知道，为人父母、为人祖辈的，都不容易啊。他若是在京都受审、服刑，我们这些老的，好歹……好歹还能抽空去看他一眼，给他送口吃的，送件穿的……就算尽了一点为人长辈的心，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将来下去了，也能对他父母有个交代……所以，老头子我今天拉下这张脸，恳请你……通融通融。”
李明阳静静地听着，心中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警惕。他根本不相信张震霆“绝不干预”的保证。他敢用一切打赌，只要张明龙一旦被移交到京都，以张家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能量，下一秒就会有无数种手段运作起来，让这个罪大恶极之徒最终逍遥法外，甚至可能改头换面，远走高飞。那才是对法律最大的嘲弄，对临海市无数受害者最残酷的背叛！
然而，让他内心感到一丝复杂和意外的是，张震霆这位一生以刚正不阿、爱惜羽毛着称的老革命，到了晚年，竟然会为了这样一个不堪的孙子，不惜放下毕生坚守的尊严和原则，亲自下场，如此低声下气地求情。这或许就是人性的复杂与无奈吧。
但原则就是原则，底线不容触碰。
李明阳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措辞，随后，他的声音透过话筒，清晰、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却又依旧保持着对长辈的尊重：
“张老……对不起。”
他先定了调，然后才缓缓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千钧锤炼：
“您的这个要求，请恕我李明阳……不能答应。”
他提到了临海市的人民，将个人的请求与民众的意志对立起来：
“张明龙在临海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天理难容！我作为临海市的父母官，如果今天因为您的一个电话，就答应将他移交给京都，那么，临海市几百万双眼睛会怎么看我？那些被他残害的受害者家属会如何悲愤？他们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李明阳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这个千古罪名，我担待不起，我的良心更不允许我这么做！”
他最后给出了一个在法理和人情之间，他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通融”：
“张老，我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安排你们亲属，与他见上一面。除此之外，关于案件审理的一切，都必须严格依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在临海市进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番话说完，电话两端，同时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沉默，沉重得仿佛能压垮空气。一边，是功勋卓着却晚节堪忧的老者，被彻底拒绝后的无言以对；另一边，是坚守底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年轻官员，在完成原则性表态后的凝重与决绝。电话线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只剩下彼此压抑的呼吸声，在无声地较量着。
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良久，久到李明阳几乎能透过听筒，感受到那位老人沉重而艰难的呼吸。最终，张震霆的声音再次传来，那原本中气十足的嗓音此刻显得异常苍老和沙哑，仿佛带着最后一丝不甘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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