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的殊荣、皇帝的赐婚，如同两道璀璨的光环，将吴铭笼罩在令人目眩的荣宠之中。京城内外，无人不晓这位新晋的“奉天翊运推诚守信伯”即将迎娶魏国公府的千金，圣眷之隆，一时无两。
婚礼的筹备紧锣密鼓而又规制森严。礼部、内府监甚至宗人府都派员协助，一切按伯爵礼制进行，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失了体面。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每一步都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庄重而繁琐地进行着。
吴铭忙碌并快乐着，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丝难以言喻的不安，如同晴朗天空边缘的一抹难以察觉的阴霾。这股不安，并非来自婚礼本身，而是来自朝堂之上一种越来越诡异的气氛。
最大的异样，来自于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
按常理，吴铭新晋伯爵，又得皇帝赐婚，身为百官之首的胡惟庸，即便不亲自登门道贺，也早该派人送来重礼，以示笼络和姿态。然而，直到“请期”已过，婚期都已定下，胡惟庸府上却始终静悄悄的，毫无表示。
这绝非疏忽，而是一种极其明确的、刻意的冷淡和疏远。
不仅胡惟庸本人，其党羽和与之过往甚密的官员，对吴铭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朝堂相遇，不再是热情或至少是客气的寒暄，而是变得礼貌而疏离，甚至有些人的目光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审视和……怜悯？
吴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知道，胡惟庸权倾朝野，心胸却并不宽广，对自己这个“幸进”之人素无好感，之前还因市舶司特区等事间接驳过他的面子。但以往，胡惟庸至少表面功夫还会做足。如今这般毫不掩饰的冷淡，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可能不再需要，或者不屑于对吴铭进行任何形式的拉拢或维系了。
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底气？或者，是什么让他认为吴铭已经不足为虑，甚至即将大祸临头？
联想到历史上那个着名的“胡惟庸案”爆发的时间点，吴铭心中的警铃大作。
他开始更加留意朝堂上的蛛丝马迹。他发现，近来的朝会，朱元璋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默，常常听着臣子的奏报，目光幽深，看不出喜怒。而对胡惟庸及其党羽提出的一些建议，皇帝往往不置可否，既不说准，也不说否，只是淡淡地“知道了”便搁置一旁。
这种沉默，比雷霆大怒更令人窒息。
他还注意到，都察院里一些素以刚直着称、却一直被打压的御史，近来似乎活跃了一些，虽然依旧没有直接弹劾胡惟庸，但奏疏中开始出现一些指向模糊却意味深长的词语，如“权臣”、“结党”、“壅蔽”等。
更让他心悸的是，锦衣卫指挥使毛骧，出现在皇宫内的次数似乎增多了。这个直接对皇帝负责、掌握着诏狱和密探的特务头子，他的频繁出现，往往意味着腥风血雨的前奏。
山雨欲来风满楼。
吴铭几乎可以肯定，朱元璋正在布一张大网，而目标，极有可能就是权势已达顶峰的胡惟庸集团！胡惟庸或许也察觉到了危险，故而才如此反常地划清界限，甚至可能正在暗中进行最后的挣扎或布局。
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婚，又身负荣宠，极有可能被卷入这场即将到来的顶级政治风暴之中，成为双方博弈的一颗棋子，甚至是被殃及的池鱼！
想通了这一点，吴铭后背惊出了一层冷汗。所有的喜悦和荣耀感瞬间被巨大的危机感所取代。
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首先，他变得更加低调，甚至称病告假，减少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尤其是与任何可能和胡惟庸扯上关系的官员的接触。婚礼的筹备，他也尽量交由礼部和中人去操办，自己不再过多出面。
其次，他加强了对信息的收集。通过徐达的旧部、与燕王府的秘密渠道（朱棣早已就藩离京，但留有眼线），甚至是通过牛痘推广体系建立起来的一些民间信息网络，小心翼翼地打探着外界风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再次秘密觐见了朱元璋一次。这次觐见，他绝口不提朝局，只是呈上了那份早已写好的、关于北伐后勤总结与改革的详细报告。
“陛下，此乃臣于北伐途中，对粮饷转运、军需管理等事的一些粗浅心得与愚见，或于日后军事有所裨益。臣才疏学浅，见识短陋，仅供陛下闲时御览批阅。”他语气极其谦卑，将报告定位为“工作总结”和“参考资料”，而非正式的政见奏疏。
朱元璋深深看了他一眼，接过那厚厚的报告，随手翻了几页，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他自然能看出这份报告的价值，更能看出吴铭在此刻呈上这份报告的深意——这是在表忠心，表态度，表明自己只关心实务，无心也无力介入即将到来的朝堂纷争。
“嗯，咱知道了。你有心了。回去好生准备婚事吧。”朱元璋的语气平淡无波。
“是，臣告退。”吴铭知道，皇帝听懂了他的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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