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窗棂切割着窗外灰蒙的天空，书房内弥漫着旧书、咖啡和上好雪茄的混合气息，这是一个试图维系旧世界秩序与体面的堡垒，但堡垒之外，战争的铁蹄声已越来越近。
杜邦最终坐回书桌前，抽出一张印有共和国徽章的信笺。他拿起笔，沉吟良久，开始起草给巡捕房总监的指示函。措辞极其谨慎，要求“加强对租界内出版物的规范管理”，并“对日方所提及事宜进行审慎评估与汇报”。他没有完全关上门，也没有完全打开。写完最后一个字，他疲惫地靠向椅背，目光再次投向窗外。一架日本零式战机正呼啸着低空掠过租界上空，巨大的噪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他闭上眼睛，仿佛听到一个时代正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的烦恼，远未结束，只是开始。
杜邦的情绪经历了几番起伏：最初接到照会时的震惊与愤怒，面对山本时的屈辱与克制，独处时的沮丧与无力，再到最终提笔时那种混合着审慎、无奈与一丝微弱责任感的复杂心境。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外交官，更像一个当铺老板，在强盗的威逼下，不得不一件件典当掉家当，还要努力维持着体面的微笑。这种深入骨髓的悲凉，远胜于单纯的恐惧。
窗外那株在秋风中挣扎的玫瑰，象征着法租界乃至欧洲文明在上海最后残存的、脆弱的美与尊严。低空掠过的日本战机，则代表着冷酷的、无法抗拒的武力现实，其阴影笼罩一切。而总领事笔下那封措辞谨慎、盖着官方印章的信笺，则是旧世界秩序在面对新强权时，那种苍白、无力却又不得不为的最后姿态的缩影。
杜邦的心情，恰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描绘的特洛伊陷落时的场景：“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着礼物而来，我也感到恐惧）。日本人的“合作”要求，正如希腊人的木马，外表光滑，内藏杀机。他明知是陷阱，却不得不与之周旋，这种清醒地看着灾难一步步逼近却无法全力阻止的无力感，是最深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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