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秋，上海江海关大楼。
时年二十八岁的黛，彼时尚未使用这个代号，她公开的身份是总税务司署新聘的英文秘书，化名“苏雯”。她被派至江海关进行为期两周的文书流程协调工作，首要接触的，便是三楼那间如同巨大蜂巢、弥漫着陈旧纸墨气息的档案室。
档案室内光线昏沉，唯有高处几扇狭长的窗户投入稀疏的日光，照亮了空气中缓慢浮动的尘埃。钢铁档案柜如同沉默的巨兽，鳞次栉比地排列，投下森然的阴影。空气中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混合了纸张霉味、墨水酸腐气和地板蜡的独特气味，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发酵。在这片由故纸堆构筑的迷宫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徐文祖。
他正背对着门口，踮着脚，从最高一层的架子上取下一本厚重如砖石的卷宗。动作不疾不徐，精准而稳定。听到脚步声，他缓缓转过身，鼻梁上那副玳瑁边框、镜片厚如瓶底的眼镜，几乎遮住了他半张脸。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异常挺括的灰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身材瘦削，背脊因长年伏案而微显佝偻。
“请问，找什么？”他的声音平淡，缺乏起伏，像一块被磨去了所有棱角的石头。
黛注意到他的手，指节分明，修长而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双手抚过卷宗封面时，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轻柔。他整个人给她的感觉，就像他身后那些编码严整的档案——被归类、被索引、被束之高阁，稳定，可靠，却也毫无生气。
“我是总税务司署的苏雯，需要调阅去年第三季度所有关于德国精密仪器进口的免税审批副单。”黛递上公文。
徐文祖接过公文，仔细地看了足足半分钟，仿佛在辨认某种复杂的密码。然后，他抬起眼皮，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黛一眼，那目光浑浊而缺乏焦点。
“德国……精密仪器……”他低声重复着，像是在脑海中启动了一套复杂的检索系统，“涉及类别可能包括‘物理分析仪器’、‘光学仪器部件’、‘工业控制仪表’……分别归档在‘工-乙-柒类’、‘光-特-叁类’和‘机-控-贰类’。苏秘书，你需要具体到哪一种？或者，全部？”
他的专业和高效让黛微微讶异。她原本已做好了在此耗费半日、与官僚系统慢吞吞节奏周旋的准备。“全部。”她回答。
徐文祖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话，转身便融入了档案架的丛林。他的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黛跟着他，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在不同区域间穿梭，手指如同拥有自主意识般，准确无误地从一个特定位置抽出一本，又走向下一个目标。他对这里的熟悉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仿佛每一份档案的位置、内容，甚至纸张的触感，都早已烙印在他的神经回路里。
这座档案室，是英人赫德缔造的海关帝国的记忆核心，记录着这个东方最大口岸每一次经济的呼吸与脉搏。每一份泛黄的报关单、货物舱单、关税凭证，都是构成这个庞大国家肌体血液流动的微小细胞。而徐文祖，就像是这座记忆宫殿的守护幽灵，沉默地梳理着一切，自身也仿佛成了这沉闷环境的一部分，一件会呼吸的档案家具。
几分钟后，他将三本厚厚的卷宗放在黛面前的工作台上，动作轻巧，没有扬起一丝灰尘。“在这里阅看。如需摘抄，请用铅笔，不得污损原件。阅毕请放回原处，或交给我处理。”他的语气依旧平板，交代完规则，便回到自己的角落，继续伏案处理那些似乎永远也整理不完的索引卡片。
接下来的几天，黛为了核对数据，多次出入档案室。她逐渐观察到一个更为立体的徐文祖。
她见过一个满头大汗的华人帮办，因为找不到一份紧急的船舶吨税证明而对着他咆哮。徐文祖只是默默听着，等对方发泄完，才推了推眼镜，慢吞吞地说：“张帮办，上个月十七日，您曾借阅过‘三井物产’名下‘白山丸’的入港记录，那份吨税证明作为附件钉在最后一页。您当时批示暂存您处，尚未归还。”那位张帮办愣在原地，脸色由红转青，悻悻而去。
她也见过一位趾高气扬的洋人副税务司，因为一份档案编码错误而厉声斥责他。徐文祖既未辩解，也未显露任何屈辱或愤怒，只是微微佝偻着背，用那种一成不变的平稳语调回答：“是的，先生。编码录入错误，是我的疏忽。原始文件在‘黑箱-37区-第四架’，我立即去取。”他的顺从，更像是一种无言的壁垒，将外界的所有情绪波动，都隔绝在那厚厚的镜片之外。
在档案室其他华员同事眼中，徐文祖是个“怪人”。业务能力无可指摘，但对人情世故近乎麻木。午休时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市井八卦、抱怨洋员不公，他从不参与，只是独自坐在角落，就着白开水啃一个冷馒头，或者拿一支铅笔在废纸上写写画画，无人看得懂那些符号。有人试图与他攀谈，他回答得简短而敷衍，目光总是游移，似乎心思早已飘到了那些编了码的档案深处。久而久之，大家都当他是个无害的“老学究”、“活目录”，除了工作必要，无人再愿意与他多费口舌。这种被孤立的状态，反而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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