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粘稠气息。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但往来船只的汽笛声似乎比往日更显焦灼；皇后大道上的霓虹灯依旧闪烁，却仿佛在湿冷的夜雾中颤抖。各种语言、各种立场的小道消息如同霉菌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滋生、传播——日军在东南亚的频繁调动，英美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以及香港本地驻军那些欲盖弥彰的防御工事，都像不断收紧的绞索，勒得这座孤岛渐渐窒息。
在湾仔那家名为“墨韵斋”的旧书店地下密室里，“林默”——黛，正对着桌上摊开的最新一批来自“夜莺”（周景明）的情报副本，眉头紧锁。昏黄的灯光在她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映照出她眼中那抹挥之不去的疑虑。这些情报，主要涉及港英政府内部关于战时经济管制条例修订的争论细节，以及几家与日本商社往来密切的本地公司的资金异常流动。内容本身看似极具价值，揭示了殖民官僚体系的效率低下和潜在的腐败漏洞，也印证了日本资本正利用香港作为资金中转和物资囤积的跳板。
然而，正是这种“价值”让黛感到不安。太顺利了。周景明，一个被恐惧和贪婪驱动的妥协者，在提供涉及自身职权范围内可能存在的灰色交易信息时，似乎过于“坦诚”和“高效”了。他交出的某些文件副本，清晰得像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他透露的某些内部争论细节，精准地指向了几个已被“账房”标记为“亲日”或“骑墙派”的官员。这一切，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精心筛选着信息，然后通过周景明这个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
她回想起“账房”对周景明的判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行为基于对自身利弊的权衡”。这样一个善于钻营、精于计算的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真的会如此“尽心尽力”、几乎毫无保留吗？他难道不怕这些情报一旦暴露，会首先反噬到他自身？除非……他自信这些情报的泄露，不会危及他自身，甚至可能符合他某个不为人知的利益考量。
当黛将她的疑虑向“账房”提出时，这位总是冷静如磐石的负责人，罕见地没有立刻反驳。他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着紫檀木茶海的边缘，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你的警惕性很高，这是好事。”“账房”缓缓开口，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周景明确实不可完全信任。但现阶段，他提供的信息，经过我们交叉验证的部分，基本属实。比如关于那几家皮包公司的资金流向，与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情况吻合。这些情报，对于摸清日本人在香港的经济脉络，至关重要。”
他顿了顿，看向黛，眼神锐利：“《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目前对‘彼’——无论是日本人、英国人，还是重庆、延安各方在港势力——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周景明这条线，是目前我们能深入敌人经济领域最直接的通道。因为怀疑而完全切断，是因噎废食。”
“但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敌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呢？”黛追问，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如果周景明本身，已经是在某种更高层面的操控下，向我们进行有限度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信息投喂呢？B-7区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账房”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信任需要基石，而周景明与我们之间，只有脆弱的利益捆绑和恐惧威慑。所以，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次‘内部审查’。不是否定他的价值，而是要确认这价值的真实性和边界，评估其中可能隐藏的风险。”
一场针对周景明的秘密审查悄然启动。审查并非单一的质问，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试探与验证。
首先，黛负责从情报内容本身进行逻辑分析。她将周景明过去几个月提供的所有信息进行归类、比对，寻找其中的矛盾点、过于完美的巧合，或者与已知事实存在微妙偏差的地方。她重点关注那些无法通过其他渠道验证的、尤其是涉及英方内部决策过程和日方高层意图的情报。
其次，“账房”动用了安插在殖民政府内部其他位置的、与周景明存在工作交集或竞争关系的暗线。他需要了解，在同事和下属眼中，周景明近期的行为是否有异常？他是否表现出不该有的焦虑或自信？他经手的业务中，是否有不符合其惯常行事逻辑的操作？
同时，“账房”还启动了对周景明个人生活圈的隐蔽调查。他的家庭开销、社交活动、与哪些背景复杂的人物有过密接触，甚至他情妇的账户变动，都被纳入观察范围。目的是判断他除了与“我们”和已知的日方接触外，是否还存在第三方的联系，或者其个人财务状况是否出现了无法用已知收入解释的波动。
最关键的一步，由“账房”亲自执行。他再次以“布朗先生”的身份，约见了周景明。这次会面地点选在了一家嘈杂的赛马会酒吧，喧嚣的环境有利于掩盖低声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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