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的香港，陷落前的最后时光如同沙漏中的余沙，每一粒的坠落都清晰可闻。日军的炮火已覆盖九龙大部，港岛北岸的许多建筑也化作断壁残垣，硝烟与灰尘混合着咸腥的海风，给这座垂死的城市蒙上了一层灰黄的尸衣。然而，在这片文明的废墟之上，一种近乎病态的、回光返照般的“繁荣”，却在某些特定的角落顽固地绽放。中环的华懋饭店，这座屹立在战火边缘的装饰艺术丰碑，便成了这种荒诞景象的最佳舞台。
饭店厚重的旋转门内外，是两个泾渭分明却又诡异交融的世界。门外，是衣衫褴褛的难民、荷枪实弹的士兵、以及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门内，则是水晶吊灯折射出的璀璨光晕、西装革履的绅士、珠光宝气的名媛，以及空气中弥漫的昂贵香水、雪茄与烤肉混合的甜腻气息。殖民地的精英、尚未撤离的外交官、嗅觉敏锐的国际记者、以及各怀鬼胎的投机商人们，仿佛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要在这末日审判降临的前夜，耗尽最后一滴香槟，跳完最后一支华尔兹。
“账房”选择在此刻启动“华懋饭店慈善晚宴计划”，是一次精妙绝伦的心理切入。他通过一个与“云雀”有隐秘联系的、颇具声望的犹太裔医生，向晚宴的主办方——以港督夫人名义发起、实则由几位背景复杂的富商操盘的“战时难民救助基金会”——捐赠了一笔不大不小、足以引起注意却又不会过度惹人怀疑的款项，并为“林默”争取到了一张珍贵的邀请函。
当黛，以“林默”的身份，踏入华懋饭店那灯火通明、穹顶高阔的大厅时，一阵强烈的眩晕感几乎将她吞噬。不是因为这奢华，而是因为这奢华与窗外地狱形成的尖锐对比。她穿着一身借来的、款式保守但料子精致的墨绿色丝绒旗袍，脖子上挂着一串品相普通的珍珠项链，脸上施了薄粉，刻意淡化了她眼中过于锐利的光芒，代之以一种符合“流亡女教师”身份的、带着些许惊惶与好奇的神情。她的任务明确而艰巨：利用这个鱼龙混杂的场合，创造与同样受邀出席的周景明“自然”接触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状态，并尝试获取关于密约签署地点的最终确认线索。
她手中端着一杯几乎未动的香槟，像一叶浮萍，在衣香鬓影的人潮中缓缓移动。耳朵捕捉着周围零碎的对话碎片——对战局的悲观预测、对撤离渠道的打探、对物资价格的惊叹、以及一些毫无意义的调情与应酬。她的目光则如同最精密的雷达，扫过一张张或焦虑、或麻木、或强作欢颜的面孔，寻找着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目标。
周景明出现了。他在一位日本领事馆低级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大厅。他瘦了不少，往日精心打理的头发略显凌乱，名贵的西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有些空荡。他的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眼神却像受惊的兔子，不断扫视着四周，与任何人对视都迅速避开。他手中紧紧攥着一杯威士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日本人看似客气地跟在他身旁，实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监控。他像一件被暂时展示、却又随时可能被收回仓库的尴尬展品。
黛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她看到周景明与几个人机械地寒暄后，独自走向靠近露台的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似乎想喘口气。她端起酒杯，装作不经意地经过，在与周景明擦肩而过的瞬间，“恰好”被一位匆忙的服务生撞了一下，杯中的香槟泼洒出来，有几滴溅在了周景明的袖口上。
“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黛立刻用带着恰到好处惊慌与歉意的声音说道，掏出一方干净的手帕递过去。
周景明吓了一跳，几乎是本能地缩了一下，待看清是一个面容清秀、神情惶恐的年轻女子，才稍稍放松，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没关系。”
“您是……周科长？”黛露出恰到好处的、带着一丝仰慕的惊讶，“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这真是太失礼了……”她坚持递着手帕，眼神恳切。
在这种场合下，面对一位看似无害且充满歉意的女士，周景明残存的绅士教养让他无法拒绝。他接过手帕，敷衍地擦了擦袖口。
“一点小事，不必挂心。”他试图维持风度，但声音干涩。
“最近真是太乱了，”黛压低声音，仿佛在分享一个秘密，语气中带着知识分子的忧惧，“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周科长您见多识广，不知……是否听说过一些……可靠的消息？”她问得模糊，却恰好戳中了周景明最敏感的神经。
周景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警惕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日本官员，凑近半步，用几乎耳语的声音，带着一丝抱怨和自嘲：“消息？哼，都是骗人的鬼话！前几天还有人信誓旦旦……结果呢？签了东西又怎样？承诺？比不过这炮弹实在！”他话语中充满了被人愚弄后的愤懑和走投无路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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