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吴普同从这一连串的冲击中缓过神来，更具体、更严厉的措施接踵而至。
宿舍楼的大门被从外面挂上了崭新的、看起来无比坚固的铁锁，并有学生干部和辅导员轮流值班把守。想要出去打壶热水，或者去趟走廊尽头的厕所，都需要向值班人员说明情况，并被催促尽快返回。
紧接着，便是全员体温检测。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的校医工作人员，在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的陪同下，挨个宿舍敲门。他们手持红外体温计，对着每个学生的额头“嘀”一声，然后在一个表格上快速记录。整个过程沉默而高效，那冰冷的“嘀”声，和工作人员全身包裹得密不透风的身影，带来一种强烈的、近乎科幻电影的压迫感。每当体温计对准自己额头时，吴普同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生怕那小小的屏幕跳出异常的数字。
紧随其后的是全校范围的大规模消毒。刺鼻的消毒水被稀释后，由专人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对每一间宿舍、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楼梯扶手、甚至是每一扇门窗进行无差别的、反复的喷洒。气味浓烈得让人头晕目眩，即使紧闭门窗，那味道也能顽强地渗透进来，附着在衣服上、被褥上、书本上，无孔不入。口罩、体温计、消毒水，这三样东西，以前或许只是生活中不起眼的配角，此刻却成为了维系日常运转、甚至是关乎生存的绝对主角。
最初的震惊和茫然过去之后，恐慌的情绪如同潮湿阴冷的霉菌，开始在密闭的宿舍楼里，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
起初只是窃窃私语。
“听说了吗？三号楼有个发烧的，直接被带走了！”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
“就昨天半夜！救护车都来了，呜哇呜哇的，吓死人了！”
“带走？带去哪了？”
“谁知道呢？说是隔离了……”
这些零碎的消息，像黑暗中闪烁的磷火，迅速在狭小的宿舍空间和通过门口喊话、纸条传递的有限信息渠道中流传开来。每一次有关“发烧”、“被带走”、“隔离”的词汇出现，都会引起一阵短暂的骚动和更深的恐惧。
恐慌并非空穴来风。随后的几天里，类似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
“中文系的一个女生，低烧两天，自己报告了，刚才被全副武装的人接走了，连她宿舍的其他三个人也被要求暂时在宿舍隔离观察，不准出门！”
“生物工程那边更吓人，一个男生从外地实习回来，没按要求上报，后来发烧了，他们整层楼的气氛都紧张得要命！”
“学校东南角那几栋闲置的老宿舍楼，好像被临时改成了隔离区，看到有穿得像太空人一样的人进出！”
每一个被提及的宿舍号，每一个被点名的院系，都像投入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湖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圈恐惧的涟漪。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被“带走”和“隔离”意味着什么。是普通的感冒，还是那令人闻之色变的“非典”？隔离的条件如何？会不会有危险？各种猜测和可怕的想象在闭塞的空间里发酵、膨胀。
316宿舍里，气氛也降到了冰点。往日里康大伟的插科打诨不见了，李政和杨维嘉虽然依旧捧着考研书，但眼神时常失焦，显然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李学家更是整天蜷缩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不知是睡是醒。张卫平回来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望着紧闭的窗户和窗外被分割成方块的、失去自由意味的天空发呆。
吴普同的心更是被揪得紧紧的。他不仅担心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安危，更无比牵挂身在几十里外高阳县的马雪艳。她怎么样了？乳品厂是不是也停工封闭了？她那里安全吗？有没有足够的口罩和消毒用品？他试过给她宿舍打电话，但线路似乎异常繁忙，常常无法接通，偶尔接通了，匆匆说不上几句，便因为信号不好或是心绪不宁而中断。每一次短暂的通话，听到她声音里同样带着的惊慌和无助，都让吴普同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和无力的焦灼。
昔日充满活力的大学校园，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般的“静止”。朗朗读书声被广播里的防控通知取代，球场上的奔跑身影被宿舍楼里焦虑徘徊的脚步取代，林荫道上的欢声笑语被口罩后面沉闷的呼吸取代。消毒水的气味无处不在，白色的口罩成为每个人脸上统一的表情，而那一声声关于“隔离”的传闻，则像幽灵般在每一栋被封锁的宿舍楼里游荡，拷问着每一个被困在方寸之间的年轻心灵。未来，在那一刻，变得无比模糊而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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