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五的下午，吴普同和马雪艳提着大包小包，踏上了回西里村的长途汽车。年终奖那一千五百块钱的厚度似乎还残留在吴普同的指尖，带来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感觉。这笔钱，他仔细分成了几份：给父母的一千块，让他们手头宽裕些，操办弟弟的婚事也能更从容；剩下五百，他打算两百用作自己和雪艳回家的花销以及给弟弟弟媳的红包，另外三百则小心翼翼地存进了那张用于“购房基金”的存折里。每一分钱都有了去处，生活仿佛也在这精打细算中变得条理清晰起来。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从城市边缘的杂乱逐渐过渡到冬日北方平原的辽阔与荒寂。田野里是短促冬小麦麦苗，覆盖着薄薄的、尚未完全融化的残雪，像一块巨大而斑驳的旧地毯。光秃秃的杨树枝桠直指灰蓝色的天空，偶尔掠过的村庄，升起几缕若有若无的炊烟，显得静谧而安详。
马雪艳靠在吴普同的肩膀上，看着窗外，轻声说：“还是村里看着开阔，心里都跟着静下来了。”
吴普同“嗯”了一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大衣内侧口袋里那个装着现金的信封。他心里并不完全平静。弟弟家宝要结婚了，这是大事，喜事。但作为长子，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在这种场合，他总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亲戚乡邻的目光，那些带着比较的寒暄，总会让他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
汽车颠簸着到了县里，又转乘那种熟悉的、破旧的班车，摇晃着驶向柳林镇，最终在西里村的村口停下。两人一下车，冰冷的、带着泥土和柴火气息的空气瞬间涌入肺腑，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故乡的味道。
还没走到家门口，远远就看到了那处青砖瓦房院落的热闹景象。院门上已经贴上了崭新的、墨迹鲜红的大红喜字对联，门楣上挂着红绸。院子里人声鼎沸，帮忙的本家亲戚和邻居们进进出出，搬桌椅的、洗刷碗盆的、架设临时灶台的，一派繁忙喜庆。吴建军穿着一件半新的藏蓝色棉袄，正指挥着两个年轻后生把借来的圆桌面抬进院子，脸上是难得一见的、带着些许疲惫的灿烂笑容。李秀云系着围裙，头上包着头巾，和几个妯娌在临时搭起的灶台边忙活，清洗着成堆的蔬菜，热气腾腾中，她的脸庞红扑扑的，眼神里满是忙碌和喜悦。
“爸，妈！”吴普同扬声喊道。
吴建军回过头，看到儿子和儿媳，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快步迎上来：“回来了！路上冷不冷？快，快进屋歇歇！”他接过吴普同手里的一部分行李。
李秀云也擦了擦手走过来，先拉住了马雪艳的手：“雪艳也回来了，累坏了吧？屋里炕烧得热乎，快去暖暖。”她又看向吴普同，上下打量着，眼神里满是关切，“咋好像又瘦了点？工作累不累？”
“不累，妈，都好着呢。”吴普同笑着，心里暖融融的。他注意到母亲眼角的皱纹似乎又深了些，但精神头十足。
妹妹小梅也从屋里探出头来，看到哥哥嫂子，脸上露出腼腆而开心的笑容，小声叫着：“哥，嫂子。”她的气色看起来比之前吴普同离家时要好一些，眼神也清亮了许多，显然病情稳定，家里的喜事也让她心情愉悦。
吴普同和马雪艳先把行李放回他们结婚时的那间屋子。炕果然烧得滚烫，屋子里暖烘烘的。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吴普同便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个准备好的信封，递给李秀云：“妈，这是我跟雪艳的一点心意，您拿着，家里办事用钱的地方多。”
李秀云推辞着：“哎呀，你们在外头也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多，自己留着……”
吴普同坚持塞到她手里：“妈，您就拿着吧。我今年年终奖发了不少，够用。家宝结婚是大事，该花的不能省。”
吴建军在一旁看着，没有说话，但眼神里流露出欣慰。李秀云这才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度，眼圈微微有些发红，连声说：“好，好，我娃有出息了，知道顾家了……”她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收好，又忙着出去张罗了。
吴普同和马雪艳也放下东西，出来帮忙。院子里，管事的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远房叔公，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正中气十足地分派着活计。见到吴普同，叔公捋着胡子笑道：“咱们的大学生回来了！正好，普同啊，你念书多，字写得好，来，帮着把明天迎亲路线要贴的‘囍’字和红纸标语写一写。”
吴普同连忙应下，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让他很受用。他搬了个小桌子坐在院子里避风又有阳光的地方，研墨铺纸，一笔一画地写起来。马雪艳则被李秀云叫去，和几个妇女一起布置新房，往窗户上贴精巧的窗花，在床上撒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
空气中弥漫着油炸食物和炖肉的香气，那是“过油”和准备宴席食材的香味，是农村红白喜事特有的、带着浓浓人情味的气息。孩子们的嬉闹声、大人们的吆喝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乡村年节婚庆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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