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二，星期六。
保定冬天的早晨亮得晚，七点钟，出租屋的窗户还是一片沉沉的灰蓝色。吴普同是被厨房里细微的动静弄醒的——马雪艳已经起来了，在轻手轻脚地准备早饭。他摸过床头柜上的手表看了一眼，又躺了几分钟，才起身穿衣。
餐桌上摆着小米粥、馒头和一碟咸菜。两人对坐着吃早饭时，马雪艳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铺在桌面上。
“我列了个单子，你看看。”她说。
纸上用蓝色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娟秀工整，分成左右两栏。左边一栏抬头是“西里村（吴家）”，右边是“保定（马家）”。下面又细分了几个小项：给父母的、给弟妹的、年货、其他。
吴普同放下筷子，凑近细看。
西里村（吴家）
· 父亲：红包？/ 新棉袄？(已有) / 茶叶一条？(上次给的还没喝完)
· 母亲：红包？/ 新外套？(去年买的还新) / 羊毛护膝？(她腿疼)
· 小梅：药费（约500元）/ 新毛衣？/ 零花钱200元
· 家宝&小云：红包？/ 婴儿用品？(小云怀孕6个月了) / 实用东西？
· 年货：点心两盒、白酒两瓶、糖果、干果、自家买的肉和菜？
保定（马家）
· 父母：红包？/ 营养品？/ 实用东西？
· 哥嫂（马俊&嫂子）：红包？/ 给孩子（小侄女1岁）买玩具衣服？/ ？
· 年货：水果、糕点、？
每一项后面都跟着问号，像一个个小小的钩子，钩住人的心思。吴普同看着，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这张纸像一个具象化的漩涡，把他和马雪艳这一年攒下的那点钱，无声地往里吸。
“咱们现在……还有多少钱？”他问，声音有点干。
马雪艳起身去卧室，很快拿着一个铁皮饼干盒回来。盒子有些年头了，边角掉了漆，露出暗红色的铁锈底色。她打开盒盖，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几沓钞票和几个存折。她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摆在桌上。
“你上个月回家拿走了一万，现金还剩下三千多。”她指着那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百元钞票，又拿起两张银行卡，“这是咱俩的工资卡，你的有八千五。另一个是我的，只有三千。”
吴普同心算了一下，大概有一万四千五。听起来不少，可他知道，过年这一关，就像个无底洞。
“得取点现金出来。”他说，“老家那边，红包都得是现钱。”
“取多少？”
吴普同盯着那张清单，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着。父亲吴建军……给少了不像话，给多了家里未必需要那么多现金，反而可能让老人不安。母亲李秀云也一样。妹妹小梅的药费是硬性开支，得留足。弟弟家宝刚结婚不久，弟媳赵小云又怀了孕，这份礼不能轻。还有两边家里的年货……
“再取……五千吧。”他最终说，“五千给两边家里，三千咱们自己过年和备用。”
“八千？”马雪艳愣了一下，“那工资卡里就剩三千五百了。”
“年后发工资就补上了。”吴普同说，“年终奖刘总说了有，虽然不知道多少，但总能有几千。撑到二月没问题。”
马雪艳没再说什么，只是低头把那沓钱和那两个银行卡，仔细地收回铁皮盒里。
吃完饭，两人穿上厚外套出门。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街上行人不少，大多提着购物袋，行色匆匆，脸上带着年关特有的那种既疲惫又期待的神情。
他们先去了银行。自动取款机前排着七八个人的队，大多是要取钱过年的。轮到吴普同时，他插进银行卡，输入密码，取了五千。机器“唰唰”地吐出崭新的百元钞票，他一张张数过，厚厚的一沓，放进马雪艳随身带的那个黑色人造革挎包的内层。拉上拉链时，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那个位置。
从银行出来，他们去了斜对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里比平时更拥挤，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喇叭里的促销广告声混成一片，空气里飘着塑料、布料和廉价香水混杂的气味。
“先去看看给爸妈的东西？”马雪艳问。
吴普同点点头。两人挤进人流，在一排排摊位间缓慢移动。给父亲买什么？吴普同想起上次回家，看到父亲那件穿了五六年的藏蓝色棉袄，袖口已经磨得发白，里面的棉花也板结了。可父亲总说“还能穿，暖和”。他在一个卖中老年服装的摊位前停下，摸了摸挂着的几件棉袄。手感厚实，价格标签上写着“138元”。
“这件怎么样？”他拿起一件深灰色的问马雪艳。
马雪艳接过来看了看：“料子还行，就是样子老气了点。爸穿着干活，耐脏倒是耐脏。”
“就这件吧。”吴普同决定。他让摊主拿了件大号的，付了钱。接着又给母亲看中了一双里面带绒毛的棉鞋，三十五块。母亲冬天脚总是冰凉，这鞋应该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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