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大怒，欲杀之，经蔡邕等人力劝，改为免官。
卢植遂“隐于上谷”，不问世事。
隐居期间，卢植完成了《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经学着作，本想呈献朝廷，恰逢董卓之乱，未能如愿。
初平三年（192年），袁绍取得冀州，拜卢植为军师。
但不久，卢植病逝于军中。
临终前，他嘱咐儿子：“葬我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
这位一生恪守儒家礼仪的大儒，最终选择了最简朴的葬礼——
这既是对东汉末世奢靡风气的最后抗议，也是对自己悲剧人生的终极解嘲。
尽管《三国志》记载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卢植对他的影响是深层的。
刘备一生秉持的“以人为本”理念，对士人的尊重，对礼法的重视，都能看到卢植儒家教育的影子。
当刘备后来奔走天下时，他不仅是乱世枭雄，更是卢植政治理念的实践者——尽管这实践在乱世中显得苍白无力。
公孙瓒是卢植军事才能的直接传承者。
他在卢植门下“与刘备俱事卢植”，后来成为威震北疆的将领。
但公孙瓒将老师的军事艺术用于军阀混战，最终走向暴虐，这与卢植“以战止战”的儒家战争观背道而驰。
这对师生不同的命运，折射出乱世中儒家理想的困境。
除刘、公孙外，卢植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高诱《淮南子注》序言中提到卢植“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
这个学者群体，成为汉末清流的中坚。
卢植的遭遇，让整个儒林对东汉政权彻底失望，客观上加速了士人与皇权的疏离。
在中国历史上，“儒将”为数不少，但卢植是特殊的存在：
1. 学术与军事的真正融合：不是“投笔从戎”的转型，而是二者并重
2. 儒家战争观的实践者：恪守“仁义之师”原则，不滥杀，重民心
3. 经学对军事的滋养：其“筑围凿堑”战术，有儒家“以礼治国”的稳重风格
将卢植与皇甫嵩对比，更能看出其独特性：
比较维度：皇甫嵩vs卢植
出身：将门世家（凉州三明之后）vs经学世家（大儒马融弟子）
军事风格：善用奇谋（火攻、突袭）vs重正兵（围城、断粮）
政治智慧：明哲保身，屈从董卓vs坚守原则，抗争到底
最终结局：病逝，得享哀荣vs被贬隐居，郁郁而终
历史评价：“威震天下”的名将vs “儒者之雄”的悲剧
卢植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制度性腐败的必然结果：
1. 宦官专权的恶果：左丰索贿不成即诬陷，皇权被宦官绑架
2. 皇权的猜忌：灵帝宁愿相信宦官，也不信任前线统帅
3. 士人集团的无力：尽管有皇甫嵩力证，仍无法挽回局面
卢植在世时即备受尊重。
董卓欲杀之，蔡邕急谏：“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这“人之望也”四字，道出了卢植在士林中的地位。
范晔在《后汉书》中给予极高评价：
“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卢公之心，其犹涅而不缁乎？”
将其比作染不黑的素丝，赞誉其在乱世中坚守操守。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通过刘备之口追忆：“昔从学于卢植，尝闻忠义之道。”
小说还增加了卢植斥责董卓的戏剧性场面，强化了其忠臣形象。
现代史学家更关注卢植的多重身份：
? 田余庆指出：“卢植的遭遇，标志着东汉儒家士大夫与皇权最后一次真诚合作的失败。”
? 陈勇认为：“从卢植到刘备，汉末政治理想主义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
卢植的一生，是一部东汉士大夫精神的衰亡史。
他试图在经学与军事、忠诚与事功、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却最终被时代的洪流淹没。
当他站在广宗城外，指挥若定时，他相信可以凭儒家智慧平定叛乱；
当他拒绝贿赂左丰时，他相信道义能战胜贪婪；
当他直面董卓时，他相信忠言能唤醒权臣。但每一次，现实都给了他残酷的答案。
然而，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使卢植超越了单纯的悲剧人物形象，成为了汉末精神世界的坐标。
他的学生们——刘备、公孙瓒，以及无数受他影响的士人，在接下来的乱世中各自奔忙。
有的追求王道，有的沦为军阀，但他们的精神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涿郡那个讲授经义的学堂。
卢植的价值，不在于他取得了多少战绩（这些战绩被宦官抹杀了），而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乱世中的道德参照：
当所有人都随波逐流时，还有人坚持原则；当贿赂公行时，还有人廉洁自守；当强权横行时，还有人挺身抗议。
在广宗的那个夏天，如果左丰没有索贿，如果卢植攻克了城池，东汉的历史是否会改变？
这已无法假设。
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在汉王朝最后的时光里，曾有一位儒者，试图用经书和刀剑同时拯救这个帝国。
他失败了，但他的失败，比许多人的成功更值得铭记。
卢植墓前无丰碑，但他的名字，早已镌刻在中国士大夫精神史的最深处。
他提醒着后人：有些失败，比成功更接近伟大；有些坚守，在崩坏的时代里，本身就是对崩塌最有力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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