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冬天，雪下得能没过膝盖。我爸从县城捎回来个稀罕物——一个人形娃娃，塑料做的，穿着红裙子，眼睛是玻璃的，黑亮亮的。最奇的是，按一下它的手，就能说几句话：“你好呀”“我叫红红”“抱抱我”。
在全村都是布娃娃、泥娃娃的年代，这玩意儿简直是个“洋宝贝”。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爸妈宠得没边，我抱着娃娃睡觉，吃饭也让它坐在旁边，连给它梳辫子的红头绳，都是我妈从供销社扯的新线。
娃娃被放在堂厅的布柜里。布柜是我奶奶传下来的，红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的木头，柜门上挂着把铜锁，钥匙由我妈收着。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把娃娃放进柜子，亲一口它的塑料脸，才肯回炕。
一开始没什么不对劲。它安安静静地待在柜子里，玻璃眼睛对着柜门，像在看外面。偶尔我妈打扫卫生，会拿出来擦擦灰，按它的手，听它说“你好呀”，然后笑着说：“这小东西，还真能说人话。”
变故发生在一个腊月的半夜。
那天我睡得不沉，窗外的狗叫得厉害，“汪汪”的，一声接着一声，像见了什么生人。炕那头，我爸的呼噜声震天响，我妈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句什么，又睡着了。
堂厅里静悄悄的，只有布柜偶尔发出“吱呀”一声，是木头热胀冷缩的动静。
突然，一阵细细的声音钻进耳朵。
不是狗叫，也不是风声，是种机械的、卡壳的声音，像生锈的铁片在摩擦：“……呀……抱……”
我吓得一激灵，猛地睁开眼。
声音是从堂厅传来的，清清楚楚，是我的娃娃在说话！
可布柜的门是锁着的，谁会去按它的手？
“……红……红……”声音又响了，比刚才清楚点，还是那几句，可调子变了，不是平时的清脆，而是沉沉的，像被人掐着嗓子，拖着长音。
村里的夜静得可怕，狗叫都停了，只有这机械音在堂厅里飘，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钻进我的耳朵。我死死攥着被子，把脸埋进去，不敢出声。
布柜的方向，好像传来“咔哒”一声，像是锁被打开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后背凉飕飕的，像有人对着我的脖子吹气。
“……来……”
那个声音又响了，这次是单个字，拖着长长的尾音，像在叫我。
我死死闭着眼，眼泪顺着眼角往枕头上流。不知过了多久，那声音停了，堂厅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窗外的狗重新叫了起来，叫得更凶了。
我睁着眼熬到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着。早上我妈叫我起床，看见我的眼泡肿得像桃子，问我咋了，我张了张嘴，没敢说。
我怕她说我瞎想，更怕她说娃娃是个“邪物”，把它扔了。
可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碰那个娃娃了。
开春后，我长了一岁，胆子却好像更小了。晚上不敢一个人去堂厅，连路过布柜都要贴着墙根走，眼睛死死盯着脚尖，不敢看柜子上的铜锁。
娃娃还是放在柜子里，红裙子在昏暗中偶尔闪过一点亮色，像团火。我妈没发现我的不对劲，只是说：“咋不玩红红了？以前天天抱着不离手。”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心里却像压着块石头。那个半夜的机械音，总在我耳边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来……抱……”
最让我害怕的是，布柜的锁好像越来越松了。有好几次，我看见锁头挂在上面，没锁紧，留着条缝，像有人打开过又忘了锁。我跟我妈说，她检查了半天，说可能是锁锈了，给它上了点机油，没当回事。
真正吓破胆的，是那个要上厕所的半夜。
农村的厕所都在院子里，离正房老远。那天我睡得迷迷糊糊，膀胱胀得厉害，实在憋不住了，只能爬起来。
我爸我妈睡得正香，我蹑手蹑脚地下了炕，摸到鞋穿上。堂厅里没点灯，只有月光从窗棂钻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影子。
布柜就放在堂厅靠窗的位置，柜门对着我的房间门。我低着头，贴着墙根往堂厅门口挪，心脏“咚咚”地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路过布柜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什么——
柜门开了条缝，比平时宽得多，能看见里面的darkness（黑暗）。
一条红裙子的角，从缝里探了出来。
不是被风吹的，是主动探出来的，像有人把它往外推了推。
我吓得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条红裙子，浑身的血都好像冻住了。
突然，红裙子动了。
不是角在动，是整个娃娃的上半身，慢慢地、一点点地从门缝里探出来。塑料做的肩膀先露出来，然后是脖子，最后是脸。
那双玻璃眼睛，在月光下闪着冷光，直直地盯着我。
它的头歪着，嘴角的塑料弧度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咧着嘴。红裙子的袖子垂下来，离我只有两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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