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似乎也深知夔东这片地方山高林密、道路险绝，大军硬攻不仅损耗惊人，进兵与粮草转运更是艰难无比。
清廷为了尽量减少损失，还在做着招抚的打算。
距离上次纵马喊话没过多久，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值守在最外围树梢了望哨的士兵，听到“嗖”的一声锐响，一支绑着卷筒的羽箭，力道不大，晃晃悠悠地斜插进哨卡旁一棵老松树的树干上，箭尾的白羽毛还在微微颤动。
马老歪闻讯带人取下卷筒，里面是一封写在厚实白皮纸上的长信。
他不敢怠慢，立刻送到了石午阳手里。
信被展开，放在营房的粗木桌上。
信首几个大字刺入眼帘——《招抚刘、李、石、郝等书》。
这“刘、李、石、郝”，指的正是夔东地区几支主要的抗清武装首领，包括石午阳、李来享等人。
石午阳这次是面无表情地往下看。
信的内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详尽，文绉绉的，却句句诛心。
开篇依旧是老调重弹，说什么“皇恩浩荡”、“赦其前罪”，只要归顺，保准“优加升赏”，高官厚禄，享用不尽。
紧接着，笔锋一转，开始重点罗列“天下大势”：
永历帝朱由榔已在缅甸擒俘被杀，这是“天命所归”；
“海逆”郑成功和“流寇巨魁”李定国，都已染病身亡，余部星散；
连白文选、李定国的儿子李嗣兴、刘文秀的儿子刘震这些人，也都“幡然悔悟”，率部归降了朝廷。
信里用了一种近乎“推心置腹”的腔调写道：
“……诸君试看，天下事无复可望，明室香烟已绝，又何所侍乎？徒使麾下忠勇之士，困守穷山，饥寒交迫，终成沟壑之骨，岂不可惜可叹？”
然后，便抛出了“榜样”——当年投降的孙可望，被清廷封为义王，何等尊荣！前些年临阵归顺的谭诣，也被封为慕义侯，待遇优厚。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信里极力渲染这些投降者的“明智选择”和“光明前程”。
通篇看下来，威逼、利诱、瓦解信心、树立榜样，各种手段都用上了，软硬兼施，确实比单纯喊几句口号有“水平”得多。
信的最末尾，盖着一方鲜红的官印，印文是“钦命总督陕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关防”——陕西总督白如梅的大印。
选择由这位陕西总督出面，用意再明显不过——夔东地区这几支大顺军余部，骨干和士兵多为陕籍子弟。
用家乡的父母官来招抚，打着“乡谊”的旗号，更容易勾起思乡之情，瓦解抵抗意志。
王德发、雷九等人也围在一旁看了。
雷九啐了一口：“呸！白如梅？这只清狗子！”
马老歪指着那“义王”、“慕义侯”的字样，气哼哼道：“孙可望那狗贼！谭诣也不是什么好鸟！拿他们当例子，臊不臊得慌！”
王德发则更关注那些消息：“司令……信里说李晋王和国姓爷……都病死了？还有白文选他们也降了……这……”
石午阳将信纸慢慢折起，放在油灯的火苗上。
纸张边缘卷曲、焦黑，迅速化为灰烬，散发出一股焦糊味。
“信里的消息，未必全是真的，但也未必全是假的。”
石午阳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
“清廷现在，是真的腾出手来了，云南平了，皇上……也没了，就算郑成功和李定国即便还在，也是远水难救近火。他们现在有足够的兵力，足够的粮草，来慢慢收拾我们这些‘癣疥之疾’了。”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这封信，是最后通牒，也是战书。甜言蜜语说完了，接下来……”
他顿了顿，“就该是真刀真枪的大围剿了！”
营房里一片沉默。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最艰难、最血腥的时刻，恐怕真的要来了。
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清廷四川总督李国英正式上疏朝廷，痛陈夔东“余孽”盘踞深山，已成心腹之患，建议调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会剿”，并恳请清廷明确下达进兵的日期。
这道奏疏，如同投石入水，激起的涟漪迅速变成惊涛。
它完全契合了北京城里那位年轻皇帝和他背后辅臣们想要彻底平定南方、根除后患的决心。
九月初四，清廷兵部商议的具体方案就下来了：
由湖广总镇（提督）董学礼调绿营镇标总兵三员统兵三万，从湖广进剿；
陕西总镇王一正调总兵二员统兵二万五千，另调河南省的河北镇总兵鲍照统兵五千，凑足三万，从陕西南下进剿；
四川由总督李国英亲自率领，官兵酌量带往。
进剿的日期被明确敲定在当年的十二月二十日。
要求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绿营，在指定日期之前，分别逼近以巴东、兴山、野人谷、房县为核心的几处抗清基地外围，形成合围之势，然后同时发起总攻。
消息传到野人谷时，已是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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