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我写完这个说明后，一个月以后接到郭建仁的电话叫我跟他去银行的监查室问话，到了监查室，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当时我并没在意，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怕我录音，因为他们问的那些话都是逼我去承认我没做过的事。”
“太无耻了，这那里叫监查室，这就是逼供室吗？”小女孩说。
“当时坐在我面前的是三个人，两个女的，还有一个就是嘴眼歪斜的那个赵娥信，他们给我看了录像片断，指着我绑鞋带的手势叫我承认我把钱放在鞋里，我强烈要求放前面的片断，结果那个嘴歪的赵娥信说，你这个动作就很明显了，你就解释一下了。我说，你不想一想，绑鞋带能能和钱联系在一起吗？而且你自己试试看，有零有整的九百块钱能塞的进去吗？而且你拿这些录相片断能说明什么？”
“他一定会说，这是经过专家看过确定的，你这动作就是塞钱。”我对吴梦凡说。
“没错，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又说，如果我真的要拿钱，也不可能就拿这么一点，这分明就是有人要栽脏陷害。”
赵娥信居然威胁着说：“现在你的金额超过五百，我们完全可以报警的。”
我听后冷笑的对他说：“我巴不得报警，可以把当事人那个中年妇女一起叫来，我们一起边看录像边对质。”
小女孩说：“他们保证不敢报警的，报警死的就是他们了，而且如果把当事人叫来一起，他们陷害你的把戏很快就会露馅。”
吴梦凡接着说：“他们没敢再说报警，而是一直问我当天细节，而事隔那么久，我真的不记得，想看录像他们又不让，都是用一些不着调的话硬要给我绕进去，以为我会上当。”
“是不是都每次问话都是找一些他们自以为是证据的问题来问你，然后就是想逼你承认，又想用这些当做证明你会拿钱的理由。”小女孩说。
“是的，每次问话都拖了三四个小时，都是拿一些流水账单之类的想说我钱不够，才会去拿这些钱。到了最后发觉我都没问题，还诱骗我说承认了吧，会从轻处理。”
“他们是黔驴技穷了。”小女孩说。
“最后，他们还是把罪名强压在我头上，我往总行申诉了，结果他们叫我自己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没错，看玩笑，录像我都看不到去那里找证据，叫别人来证明，谁敢啊？来证明就只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曲打成招的我。”
“你可以去劳动局劳动仲裁啊！”小女孩说。
“去了，没有用的，劳动仲裁机构的律师对我悄悄的说，你个人想和单位讨说法太难了，你也拿不到证据，你能怎么样？结局和律师给我讲的一样。我觉得太不公了，没有办法还我清白。再加上我爸的病，我卖掉了房子给我爸看病，都花完了也没挽回他的命。我是倾尽所有了，现在人世间只剩下我一个了，你们说我活着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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