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与西班牙人爆发了一场海战后，最后以西班牙旗舰的沉没结束，逃离的那艘西班牙人的战舰也没能摆脱沉没的命运，被两艘比自己速度快的威海卫巡洋舰活活打沉。
另一边，两艘明朝沉船上会游泳的幸运儿们也被威海卫水师从海里捞了上来，安置在了最后一艘没有被打沉的明式福船上。
“将军，情况问明白了。这个三艘船的船队是李旦的运民船，总共有八百多人，都是刚刚从福建泉州那边招募的各类匠人与家属，本来是要送到李旦的私人岛屿上落户的。没成想，刚出海没多久就让西班牙人给盯上了。经过刚才的海战，总共还剩下三百六十多人。”
“那正好，你派两艘船把这艘福船和这些幸存者都送到基隆去，然后再让他们去李旦位于倭岛平户的住处与我们汇合。”
“是，将军！”
这次庞帅率部分威海卫水师出来的目的，一是去大员岛视察看看情况，二是要去倭岛找大海盗李旦谈一谈生意。
李旦这个人，有的读者有可能熟悉，也有读者不熟悉。
李旦，明末泉州惠安人，知名海商。他是哪年出生的，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但是死于一六二五年的时间还是有人记录的。李旦又名李习、李旭，他还有一个天主教名，叫Andrea Dittis，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安德烈提斯。他还有一个响彻东南亚海域甚至是明朝海域的绰号，“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名头靓不靓。
年轻时候的李旦，离开明朝到菲律宾谋生，那个时候，大明朝的生丝、丝绸、瓷器等商品很受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等欧洲市场的普遍认可，很多耐不住寂寞的明朝商人移居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从事国际贸易。在一八五二年的时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地区首次出现了华人聚居区，应该算是东南亚最早的唐人街吧。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马尼拉的华人达到了两万多人，而李旦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于明朝的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物美价廉，很容易的就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这却导致了许多欧洲国家殖民机构的不满，也就是在一六零三年，西班牙人谋划和催发了马尼拉大屠杀，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华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财产和货物，甚至是生命，而大部分的华人财产都被西班牙人收入囊中。作为从大屠杀中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李旦被西班牙人抓起来当成了奴隶，被分配在了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做了多年的苦役，但是他却幸运的在一六零七年逃走了，几经碾转后移居到了倭岛的长崎平户，并在当地娶了一名倭岛女子为妻。
当时，大明朝廷推行了禁海政策，禁止本朝的商民驾船出海贸易，但是各地海商和朝中关系复杂，海禁如同虚设，他们有的去东南亚找西方殖民者做欧洲商贸，有的则驾船东去倭岛。都知道明末时倭岛倭寇不断肆虐明朝东南沿海，而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倭岛做生意呢？早在一五六四年
的时候，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给出了答案：“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这些话的大意是说，沿海的各国都特别需要中国的商品（诸如丝帛、瓷器等特产），“海禁”愈严，这些商品的价格就愈高。价格愈高，走私活动就愈多。如果走私也被查处得愈厉害，那么就只能滋生出“海盗”了。用疏导而不是封堵的方法，开放“海禁”，化盗为商。进而以商富民，以富民求强国之道，从而根治海外的“海盗”，这个想方很前卫啊。
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不止明朝，还有之前唐宋时的移民）侨民大多集中在长崎的平户，加起来大约有二到三万人左右的规模，这些平户的中国人聚集在今日平户岛户木引町一带，形成了中国城或者唐人街的规模，在那个时候被叫做＂唐人町＂。
来到倭岛后，李旦结交长崎平户的当地权贵，与长崎奉行(相当于后世长崎市的市长)长谷川权六藤正、平户岛主法印镇信一家关系良好，经过多方努力，慢慢的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就是在这个时候，李旦拿到了德川幕府核发的“朱印状”，而这个“朱印状”就是倭岛准许商人在倭岛可以合法的经营国际贸易和远洋船运的执照，而李旦也逐渐成为在倭岛的华人所推选出来的“甲必丹”(有船长、司令官或首领之意)，并与在倭岛长崎的张敬泉(漳州龙溪人)、欧华宇，在福建厦门的许心素(漳州人)等，以及先后在泰国大泥和印度尼西亚的李锦，菲律宾的黄明佐(漳州诏安人)、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苏鸣岗(泉州府同安人)等人，结成了一张紧密的华人关系网和亚洲贸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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