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也开始有人流传此事，还以讹传讹编造出了更多张嫱“崇洋媚外”的事。
也不知道文化主管部门有没有过问此事，反正除了能够在陈培斯的喜剧中继续扮演二子的妹妹三丫这个角色之外，很快没有人敢再轻易邀请张嫱演出了。
她的表演机会和曝光度开始锐减，晚会邀请和采访要求瞬间消失，居然又回到了过去与主流媒体无缘的那种状态。
而这一年张嫱才十八岁，她的母亲也完全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经验。
她们还在单纯的把改变厄运的希望寄托在“清者自清”，总以为只要自己是清白的，这种事儿早晚水落石出。
哪怕是宁卫民回来了，也因为他们知道他要结婚了，一定很忙，没好意思去告诉他。
直至宁卫民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这件事他们才做了沟通，张嫱母女才终于有了可以敞开心扉，诉说冤枉的对象。
至于斐翔要和张嫱比起来，其实他还要更倒霉一点，也更糊涂一点。
说他倒霉的是因为他遭受的更是无妄之灾。
1987年的春晚，斐翔以混血儿的帅气姿态出现在晚会的舞台，他边跳边唱演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的确让他一夜之间，火遍了全国。
然而随后，到了这一年的五月，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爆发，却有人因此把他和这件事强行联系在了一起，冠以“大兴安岭是被斐翔点燃”之说。
一开始或许只是一种调侃，但这股谣言之风随着火灾的蔓延越刮越烈，最终演变成一种许多人都在内心里隐隐认可的歪理邪说。
虽然大兴安岭的大火熊熊燃烧了二十八天之后终于被扑灭。
事后专家也认定火灾的起火点共有五处，均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但依然有人怪罪于斐翔，认为他这个人就是灾星，导致了这一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
这种言论毫无疑问就是妖言惑众，封建迷信。
但偏偏在这个年头还大有市场，特别是在民间特别盛行。
这些话传到了斐翔的耳朵里不免让他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要说斐翔糊涂，就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人言可畏，三人成虎的可怕，此时还把这种消息当成无关紧要的流言蜚语。
他居然还想着既然如此，那我不如就唱一首带水的歌《三月里的小雨》来平息这样的言论，给全国人民道歉。
这件事让宁卫民知道后，差点没气吐血。
忍不住直言不讳，当面就说，“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事！你还真胆儿大啊！自然灾害不只是火灾，华夏国土又那么大。你就不想想，唱了这首歌，万一哪儿再起水灾，你又该怎么办？到时候你就是再冤枉，想择清自己也不可能了。你可别忘了，咱们华人是最介意吉利不吉利这种事儿的，真被人把你和灾难联系在一起，别说内地你不好混了，往后你就是在海外也别想获得华人的好感了。”
这话一说，费翔才变了颜色，终于意识到到自己的冒失了。
总之，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赶紧采取措施洗白，给两个明星正名。
饶是张嫱和斐翔两个人一个年少，一个无知，都不晓得其中的利害，但宁卫民是懂得的。
于是没办法，还是得他亲自出手，替他们擦干净，尽尽经纪人的义务。
宁卫民正好因为慧民读书社的事儿跟《京城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打起了交道，他索性不劳二主，又把两家报纸的记者招来，请他们给张嫱和斐翔做了专访。
专访的主要内容，除了披露他们即将参加拍摄雾制片厂的第二部中日合拍电影《摘金奇缘》的消息之外，就是把社会上相关他们的谣言一一做了澄清。
不但详细解释了这些谣言不为人知的内情，说明了两个人各自受到的委屈和苦衷，表达了他们两人都因为这些谣言受到的困扰和影响。
更让他们借着专访的机会，给喜欢他们的歌迷和影迷道了欠。
而且除此之外，宁卫民还像解决读书社的问题一样用了破财免灾的办法，他替两个人出钱为大兴安岭的火灾的善后工作捐了款。
此时拿出捐款的证明给记者拍照，张嫱的名义捐了十五万，斐翔捐了二十万，他们对记者声称，希望这些钱能在大兴安岭遭受火灾的地方，多种些树。
越发显得他们两个人成了道德上无可挑剔，饱受冤枉的两朵白莲花。
冤枉的很，也可爱得很。
于是当这样的报道见诸报端后，张嫱和斐翔的声誉便迅速有了转机，民间的舆论风向开始转变。
这还不算，不久之后，借助松本庆子的《李香兰》在京首映式的机会，宁卫民还请全国性最有观众缘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的记者，也给张嫱和斐翔照样来了这么一篇报道。
相关采访内容和大照片就发表在《李香兰》的电影彩页后面。
此后，经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套路，他们的人设这才算是完全立住了，让一切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就此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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