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们自己则恰恰相反，婚礼之后，时间上基本没给宁卫民和松本庆子留下什么喘息的余地。
他们俩一个要演戏，要为在大陆公映的《李香兰》和电影原声专辑做宣传，另一个要处理商业事务，几乎立竿见影就开始在京城忙起了正事。
尤其是宁卫民，他的事情能比松本庆子还要多上数倍。
原本都因为他婚事而挤压的一些事情，此时他再没了推脱的余地，都必须要尽快处理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受电影局领导和中影招呼，从沪海紧急跑到京城来的“上译厂”代表，迫切希望和宁卫民就他手里的那些欧洲影片，以及日后很有可能引进的日本影片进行合作一事，赶紧进入实质性谈判，并尽快签订合同。
或许是为了“殷切关注”此事的电影局和中影领导面上能有光彩。
也或许是充分感受到了“上译厂”已经因为“吃不饱”的状态，有点着急上火，甚至病急乱投医的倾向了。
深知做人之道的宁卫民面对“上译厂”的低廉报价压根就没好意思侃价。
他口称“很喜欢上译的作品，就算是为译制片事业做贡献了”，很爽快地以松本庆子雾制片的名义，以两千五百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了为期一年五十部电影的“译制套餐”。
而这个合同一签，不但能让“上译厂”马上恢复开足马力的状态，及时缓解了这个国内最大译制片厂由盛转衰的生存危机。
反过来对于宁卫民自己，其实也蛮划算的。
不为别的，就因为国内的人力还是太廉价了。
尤其是现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宁卫民做梦也没想到，在上译厂，翻译这种工作会如此的廉价。
一个负责翻译的七人小组，分别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等不同门类的语言，为一部三五万字的电影耗时一个月完成翻译工作，报价居然只有不到一万元人民币。
而整体核算下来，连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在内，还有设备制作费都算在一起，把一部电影的声音翻译为中文，并且提供中英法日四种语言的字幕，才平均三万块一部电影。
这样实惠的价格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完全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不再考虑把这些影片在日本译制的可能性了。
他决定干脆就在日本上映带日文字幕的原声片，字幕也用上译翻译的版本就好。
没别的，便宜才是王道。
凭什么印度人靠着外包服务能挣美元？
他不能照顾照顾自己的同胞呢，没这样的道理不是？
所以为了激励“上译厂”的工作热情，保证每一部电影的翻译质量，他甚至还主动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如果影片的质量让人满意，不存在重大的翻译纰漏。
他还可以给每部电影再追加十万円的费用，作为激励奖金。
这一下子，那可是给“上译厂”的代表乐开了花了，原本宁卫民肯支付外汇就够让他们美的了，如今居然还肯加钱？
这让他们如何不感激涕零，充满干劲啊？
电影局和中影公司的领导对宁卫民这样的大方也很满意，信任感悠然而增。
经过此事，他们是再也不怀疑宁卫民拳拳报国之心，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志于扶植本国电影事业的大好青年一位了。
至于真正吃亏的是谁啊？
松本庆子吗？
不，不对，宁卫民哪儿能胳膊肘往外拐，自己坑自己媳妇啊？
他早都想好了，这玩意是能抵税的，那么与其便宜鬼子不如照顾自己同胞。
归根结底，最终还是日本政府来出这笔钱。
这笔账他怎么可能算不过来？
只是千好万好，唯一不好的是，合同好签，钱也好说，事儿却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办。
有了这纸合同，他就得尽快选好拷贝，从浩如烟海的片库里挑出来安排好人手给上译厂送去。
只有如此，那边才能开工啊。
这件事可没人能代替他来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作茧自缚呢？
（八十年代，上译厂配音演员们的合影。多少令人难忘的身影都在其中。他们分别是——后排左起：杨晓、杨成纯、曹雷、胡庆汉、严崇德、翁振新、毕克、杨文元；中排左起：程晓桦、周瀚、苏秀、王建新、丁建华、尚华、施融、陆英华、富润生；前排左起：孙渝烽、刘广宁、伍经纬、赵慎之、于鼎、乔榛、童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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