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他们迅速脱离了直接的工业竞争，转而进入了白人不屑于从事的领域。”
卡洛的手指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纽约、波士顿、费城。”
“第一，还是像加州一样的，洗衣店。”
“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态位。开一家洗衣店，启动资金极低，不需要太好的英语，只需要一间地下室、一个熨斗和一块搓衣板。东部大城市有海量的单身汉、工人和白领，他们需要廉价的洗衣服务。爱尔兰人宁愿去修铁路、当警察，也不愿做这种伺候人的苦差事。
于是，这些迁移到东部的华工，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垄断了东海岸大城市的洗衣业。现在，在纽约每走过三个街区，至少就能看到一家华人洗衣店。”
“第二，餐馆和杂货店。他们开始服务于自己人，然后逐渐向白人开放廉价的‘杂碎’（Chop Suey）和炒面。”
“九爷，您明白吗？当数千名同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洗衣店和餐馆为基础的经济体时，新的需求就诞生了。”
“什么需求？”
“孤独、苦闷、绝望。他们是清一色的男性，没有家庭，没有娱乐，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赚来的钱除了寄回家，无处可花。”卡洛的声音冷了下来，“他们需要赌博，需要女人，需要鸦片。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的家。”
“而您在旧金山建立的秩序……在东部，完全是真空。”
“这些在西部享受不到的东西，东部全都有，而且更加野蛮，所以，有很多不满意高压控制的华工，同样也在往东部迁移。”
陈九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卡洛要说什么了。
华人总会、致公堂、六大公司……这些他在旧金山苦心经营的体系，是建立在他对劳工输出、工作分配、法律援助的绝对控制之上的。
而在东部，那些自发迁徙过去的华工，是“野生的”。
有需求，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暴力。有暴力，就需要秩序。
“这就是东部这些堂口的诞生。”
卡洛拿出了第三份文件，上面是几个人的生平简介。
“您在香港收到的总会的信件，只提到了‘安良’和‘协胜’。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个新兴的华人社区，都在催生自己的暴力组织。”
“我们先说最大的一个：纽约。”
“李希龄，或者按美国人的叫法，汤姆·李 (Tom Lee)。”
“这个人，就是您信中提到的安良堂的缔造者。陈先生，这个人……是个天才，也是个极其危险的对手。”
“他14岁就从广东到了旧金山，和您一样。他见证了华人总会的崛起，甚至我猜测，他是从您身上看到的机会，他在总会下面工作了两年。但他没有选择加入您的体系。
五年前，他敏锐地嗅到了机会。他没有去开洗衣店，而是带着十几个兄弟，直接去了纽约。”
“他如何发家的？”
“这就是我提到的他学习您的点。”卡洛说道，“他用的是脑子。他意识到，在纽约，真正的权力不在街头，而在坦慕尼协会。”
“坦慕尼协会？”陈九对这个名字有印象，那是纽约民主党的政治机器，以腐败和控制力着称。
“没错。坦慕尼控制了纽约的政治、警察和司法系统。他们通过控制爱尔兰裔、德裔移民的选票来攫取权力。汤姆·李，是第一个将这套玩法复制到华人社区的人。”
“他主动接触了坦慕尼在唐人街的区党部领袖。他向坦慕尼承诺了三件事：第一，他能控制所有华人的选票——尽管大多数华人没有公民权，但他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选票；第二，他会维持唐人街的秩序，确保华人内部的仇杀不外溢，不给报纸制造头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会代表坦慕尼，向华人社区所有生意收税。”
“作为回报，坦慕尼协会给了汤姆·李一个一个非官方的头衔——唐人街市长。”
“1878年左右，他成立了安良工商会，也就是安良堂。表面上，这是一个合法的商人协会，帮助同胞解决纠纷；但在地下，汤姆·李拿到了坦慕尼协会授予的独家经营权——他垄断了纽约唐人街所有的番摊赌场、白鸽票和鸦片馆生意。”
“他不是一个打手头目，陈先生。”
卡洛强调道，“他是一个政客。他用政治献金和选票，从美国人手里，买到了在唐人街当地头蛇的合法性。他手下的安良堂成员，甚至可以持有坦慕尼协会颁发的徽章，纽约警察看到徽章，就会放行。在莫特街，他李希龄的法律，就是纽约市的法律。”
“所以，”陈九冷冷地说，“我们致公堂在纽约的分堂，那些恪守规矩、只做正当生意的老兄弟，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卡洛肯定道，“他们被汤姆·李边缘化了。要么，你就加入安良堂，向他交税，接受他的保护；要么，你的洗衣店就会被泼上煤油，你的杂货店就会被砸烂。而你去报警，警察只会把你赶出来，因为警察只认汤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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