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任其独大,则四万万人之食糖,利权尽入洋人之手,岂不可痛?
需尽快行动。
弟窃以为,天津乃北地咽喉。宜即刻招募华商股本,购西国机器,在津设厂。
另,需夺原料于南洋,如能在南洋站稳,直下南洋爪哇、吕宋,甚至收买广东潮汕之土糖。
最重乃运化之术,将南洋粗糖运抵天津,入厂精炼。所出白糖,直接灌输京师、蒙古、东三省。彼时太古洋行之糖,自南而北,运费靡费。
我之糖,据天津而散北方,以上海而散南方,逸待劳,必胜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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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银根之本,请设汇兑银行。
想做成此事,若无银行助阵,终是空谈。
弟在哥大闻教授言:“泰西商务,流转在票不在银。”
“金融者,经济之血脉也。”
西人运作糖业,动辄百万金,非现银交割,全赖银行汇票流转。
今天津、上海租界,汇丰、渣打势大,握本国金融之枢纽。我华商虽有钱庄,然资本零散,息重且调动不灵,难以支持跨洋之大宗贸易。
若要糖业兴盛,必须在上海或天津,仿西法设立“通商银行”。
洋行运糖,货未到港,凭“提货单”即可在汇丰银行押借现银,资金周转如轮。清廷钱庄,墨守陈规,息重而路窄,难以为继。
专办进出口押汇。糖船一发,即予放款。
糖货一售,即行归还。
清廷治下,钱庄票号制度陈旧,必待货售银归,方可再图生计,岁仅一转,其效甚微。
反观西人银行之押汇术,舟楫方发,资财已兑,即刻可购新货,一年之间,周转可至十数次,其利百倍。
汇丰之所以能从一家地方银行变成远东金融帝王,独擅胜场,盖因其垄断清廷关税之存管,兼并通商贸易之汇兑,扼住咽喉。
如此,一块银圆可当十块之用。
办银行,难点有三,其一在信用。
西谚云:“信用即黄金”。 何以汇丰银行之一纸汇票,在伦敦、纽约、孟买皆可立兑黄金?非其纸贵,实乃其背倚大英帝国之国力,且库房中严守“储备金”之制。故商人见汇丰之票,如见英皇之面,信之不疑。
反观大清,若设银行,无论是官办银行,还是官督商办,外洋商界视之,恐皆摇头。
彼等深惧大清官场习气。
惧朝令夕改。今日准行,明日即止,政出多门,洋商无所适从。
惧官吏贪墨。 彼等视我衙门如狼虎,担忧存银入库,一旦时局有变,或被以报效之名充公,或被污吏中饱私囊。
信誉若无,则发出的汇票不过是一张废纸。届时,洋人不认,华商不敢存,空有银行之名,绝无流通之实。
其二,在于洋行的封杀,联手断我银根。
今日上海之钱庄,看似繁盛,实则仰洋人鼻息。
华商钱庄资本微薄,每遇银紧,必向汇丰、渣打拆借,此谓之“银根”。
洋行乃主,钱庄乃仆也。
今我若设通商银行,专搞贸易押汇,此乃虎口夺食。
贸易融资,本是洋行最肥之肉。一旦我行开张,汇丰、渣打诸夷必不甘心。
彼等必行封杀之策, 绝不拆借银两予我,亦绝不接受我行开出之票据。
银行之利,在于流转。若我行票据在租界无法贴现,何以取信?
我行孤立无援,难以流传维系。
其三,在于买办势力的阻挠,人心作祟,内鬼难防
当今贸易之局,层级森严:外资银行——买办——本国钱庄——华商。
买办者,洋行之爪牙,华商之中介也。
彼等盘踞中间,上承洋人旨意,下压华商利息,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与手续费。此辈在上海滩,长袖善舞,势力通天。
总会欲设银行,直通欧美,去买办而直连华商销售,是断了这群最有权势之人的财路。
彼等必会勾结洋行,散布谣言,甚至联手钱庄抵制我行。此辈既熟谙西法,又深通华情,若要在上海立足,这群地头蛇之阻挠,甚于洋人抵制。
这动了全上海最有权势的一群中国人的奶酪。
若是决心开设银行,势行铁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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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电报局专线房
夜已经深了。
李鸿章却毫无睡意。他披着外衣,站在电报机旁,听着那单调而急促的“滴滴答答”声。
这是清廷第一条自行架设的电报线——津沪电报线,去年才刚刚开通。这是李鸿章洋务运动最得意的成果之一,也是他的耳朵和眼睛。
周馥满头大汗地拿着译好的电文,手都在抖。
“慌什么!”李鸿章瞪了他一眼,“念!”
“是……是新加坡传来的情报。盛宣怀大人在上海亲自安排加急,还有……《申报》刚刚接到的路透社通稿。”
周馥咽了一口唾沫,借着煤油灯的光,念道:
“五日前清晨,爪哇海公海海域。荷兰皇家海军旗舰威廉一世号,在未进行警告射击的情况下,炮击并强行登临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自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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