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任其独大，则四万万人之食糖，利权尽入洋人之手，岂不可痛？
需尽快行动。
弟窃以为，天津乃北地咽喉。宜即刻招募华商股本，购西国机器，在津设厂。
另，需夺原料于南洋，如能在南洋站稳，直下南洋爪哇、吕宋，甚至收买广东潮汕之土糖。
最重乃运化之术，将南洋粗糖运抵天津，入厂精炼。所出白糖，直接灌输京师、蒙古、东三省。彼时太古洋行之糖，自南而北，运费靡费。
我之糖，据天津而散北方，以上海而散南方，逸待劳，必胜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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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银根之本，请设汇兑银行。
想做成此事，若无银行助阵，终是空谈。
弟在哥大闻教授言：“泰西商务，流转在票不在银。”
“金融者，经济之血脉也。”
西人运作糖业，动辄百万金，非现银交割，全赖银行汇票流转。
今天津、上海租界，汇丰、渣打势大，握本国金融之枢纽。我华商虽有钱庄，然资本零散，息重且调动不灵，难以支持跨洋之大宗贸易。
若要糖业兴盛，必须在上海或天津，仿西法设立“通商银行”。
洋行运糖，货未到港，凭“提货单”即可在汇丰银行押借现银，资金周转如轮。清廷钱庄，墨守陈规，息重而路窄，难以为继。
专办进出口押汇。糖船一发，即予放款。
糖货一售，即行归还。
清廷治下，钱庄票号制度陈旧，必待货售银归，方可再图生计，岁仅一转，其效甚微。
反观西人银行之押汇术，舟楫方发，资财已兑，即刻可购新货，一年之间，周转可至十数次，其利百倍。
汇丰之所以能从一家地方银行变成远东金融帝王，独擅胜场，盖因其垄断清廷关税之存管，兼并通商贸易之汇兑，扼住咽喉。
如此，一块银圆可当十块之用。
办银行，难点有三，其一在信用。
西谚云：“信用即黄金”。 何以汇丰银行之一纸汇票，在伦敦、纽约、孟买皆可立兑黄金？非其纸贵，实乃其背倚大英帝国之国力，且库房中严守“储备金”之制。故商人见汇丰之票，如见英皇之面，信之不疑。
反观大清，若设银行，无论是官办银行，还是官督商办，外洋商界视之，恐皆摇头。
彼等深惧大清官场习气。
惧朝令夕改。今日准行，明日即止，政出多门，洋商无所适从。
惧官吏贪墨。 彼等视我衙门如狼虎，担忧存银入库，一旦时局有变，或被以报效之名充公，或被污吏中饱私囊。
信誉若无，则发出的汇票不过是一张废纸。届时，洋人不认，华商不敢存，空有银行之名，绝无流通之实。
其二，在于洋行的封杀，联手断我银根。
今日上海之钱庄，看似繁盛，实则仰洋人鼻息。
华商钱庄资本微薄，每遇银紧，必向汇丰、渣打拆借，此谓之“银根”。
洋行乃主，钱庄乃仆也。
今我若设通商银行，专搞贸易押汇，此乃虎口夺食。
贸易融资，本是洋行最肥之肉。一旦我行开张，汇丰、渣打诸夷必不甘心。
彼等必行封杀之策， 绝不拆借银两予我，亦绝不接受我行开出之票据。
银行之利，在于流转。若我行票据在租界无法贴现，何以取信？
我行孤立无援，难以流传维系。
其三，在于买办势力的阻挠，人心作祟，内鬼难防
当今贸易之局，层级森严：外资银行——买办——本国钱庄——华商。
买办者，洋行之爪牙，华商之中介也。
彼等盘踞中间，上承洋人旨意，下压华商利息，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与手续费。此辈在上海滩，长袖善舞，势力通天。
总会欲设银行，直通欧美，去买办而直连华商销售，是断了这群最有权势之人的财路。
彼等必会勾结洋行，散布谣言，甚至联手钱庄抵制我行。此辈既熟谙西法，又深通华情，若要在上海立足，这群地头蛇之阻挠，甚于洋人抵制。
这动了全上海最有权势的一群中国人的奶酪。
若是决心开设银行，势行铁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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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电报局专线房
夜已经深了。
李鸿章却毫无睡意。他披着外衣，站在电报机旁，听着那单调而急促的“滴滴答答”声。
这是清廷第一条自行架设的电报线——津沪电报线，去年才刚刚开通。这是李鸿章洋务运动最得意的成果之一，也是他的耳朵和眼睛。
周馥满头大汗地拿着译好的电文，手都在抖。
“慌什么！”李鸿章瞪了他一眼，“念！”
“是……是新加坡传来的情报。盛宣怀大人在上海亲自安排加急，还有……《申报》刚刚接到的路透社通稿。”
周馥咽了一口唾沫，借着煤油灯的光，念道：
“五日前清晨，爪哇海公海海域。荷兰皇家海军旗舰威廉一世号，在未进行警告射击的情况下，炮击并强行登临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自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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