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港的清晨，雾气还没散尽，海面上已经挤满了船。
从汕头来的红头船，从厦门来的乌槽船，从新加坡来的蒸汽轮船，从槟城、巴达维亚、马尼拉驶来的各式各样的船——它们挤在狭窄的港湾里，桅杆像一片被砍光了叶子的树林，密密麻麻，遮住了半边天。
码头上的人声，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
“且且！且且！”
一个穿着短打的汉子扛着两捆锡器，在人堆里挤出一条缝。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手里还牵着两个大的。孩子的眼睛怯生生地四处张望，看见码头上那些穿着深蓝色制服、背着步枪巡逻的人，吓得往母亲怀里缩。
“惊乜个？”
那汉子回头吼了一嗓子，“是家己人！北极星的兵！恁爸以后就在他们的厂里做工！”
孩子不懂什么是“北极星”，但父亲的声音里有他从未听过的东西——那不是在家乡时的那种小心翼翼、见谁都低三分的语气，而是一种挺直了腰杆说话的声音。
码头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
“阿祥！这边！这边！”有人在人群里挥舞着手臂，喊着一个刚下船的同乡。
“哎呀，你也来了？你们村来了多少人？”
“十七个！全是壮劳力！听讲安南这搭欠人修铁路起工厂，工钱是厝内的几倍！”
“几倍？我听说基隆那边更高！还能分地！”
“先干着呗，干好了再挪窝！”
这样的对话，在这几天的海防港、岘港、西贡，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码头的栈桥边，几个穿着长衫的华商正围着一个北极星的军官，手里捧着一沓纸，急切地说着什么。
“……三万两，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
一个胖胖的商人拍着胸脯，“我赵家世代在巴达维亚做生意，可荷兰人这些年越来越不像话，税加了三回，还说要没收我们的仓库！
听说九爷这边……听说陈大帅这边保护华人，我就把能变现的全变现了，带着全家老小来了！”
军官接过那沓纸，翻了翻，抬头看了他一眼，没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南洋商会，走商会的渠道，知道此人多半又是个见风使舵的货色，倒也没点破，
他只是淡淡地问道：“你想投什么？”
“乜都得！”
胖商人一咬牙，“开米厂、办货栈、种橡胶，您说能投什么，我就投什么！我赵某人不是来享福的，是来拼一把的！”
军官点了点头，在纸上盖了一个章，递还给他：“拿着这个，去移民局登记。
先落籍，再分地。具体的投资，那边有专门的官员对接。”
胖商人接过那张纸，手都在抖。他回头看了一眼正从船上往下搬箱笼的妻儿，眼眶忽然红了。
“谢谢……谢谢大人……”
“别叫我大人。”
那军官摆了摆手，
“这里不兴大清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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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堤岸。
这里是越南南方的华人心脏。
从十七世纪开始，明朝遗民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建起了会馆、祠堂、学校、市场。两百年来，这里的人说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过的却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日子。
但今天，堤岸的街上多了一些新面孔。
“让一让！让一让！”
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满满当当的铺盖卷和锅碗瓢盆。他的身后，跟着七八个同样年轻的汉子，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既兴奋又茫然的神情。
“从边度来的？”路边一个卖茶水的老者问。
“金边！”推车的年轻人头也不回，“高棉（柬埔寨）待不下去了，红毛到处抓人做工，听说这边太平，就来了！”
老者点了点头，指了指前面的路口：“往左拐，那边有个登记处。去了先领号牌，再揾个地方歇。现在人多，得排队。”
年轻人应了一声，推着车消失在人群里。
老者望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摇头是因为这几天来的人太多了，多到他这个在堤岸住了五十年的人都有点眼花缭乱。
点头则是觉得，这些新来的后生，每一个眼睛里都有一种光。
那种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有过，那是刚下南洋时，觉得只要能活下去、能挣到钱，再苦再累也不怕的光。
“老豆，你睇紧乜？”旁边卖杂货的儿子问。
“睇人。”老者说，“睇咱们中国人。”
儿子觉得无趣，继续低头摆弄他的货。
老者也没再解释。
他只是想，如果当年那些从雷州、从潮州、从福建漂洋过海来的先人们，能看到今天这一幕，大概也会像他一样，忍不住想点头吧。
与此同时，海防港外，一艘从美国旧金山驶来的轮船正在靠岸。
这艘船和那些从南洋各地来的船不太一样。船上的人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提着皮箱，箱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洋行标签。他们走下舷梯时，码头上等着接人的几个本地华商，一眼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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