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昆明长途汽车站已是人声鼎沸。
东边天际才刚泛出鱼肚白,站前广场却已挤满了人。
挑着扁担的农民,扁担两头挂着沉甸甸的箩筐,里面装着活鸡活鸭,不时发出扑腾声和咯咯叫声;背着巨大铺盖卷的工人,铺盖用麻绳捆得结实,上面还挂着搪瓷缸和布鞋;拎着藤条箱的干部模样的人,神色匆匆地看表;还有拖儿带女的一家人,孩子睡眼惺忪地趴在大人背上……
吕辰和吴国华二人扛着大包、拎着箱子,带着钱兰,像三只负重的蚂蚁,艰难地在人群中挪动。
他们的东西不少,整整两大木箱各种资料;另有三大帆布包各种行李,用绳子捆得结实,背在背上,肩上勒得很深;三人还各拎着一个鼓鼓的手提包。
“让一让,让一让!”吴国华在前面开路,用带着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喊道。
没人理会,每个人都急着上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重要。
好不容易挤到调度室,一间低矮的平房,窗户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灰尘。
里面点着一盏昏黄的电灯,一个约莫四十岁、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调度员正趴在桌上打盹,头顶的电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吕辰敲了敲敞开的门板:“同志,我们是北京来的调研人员,要乘车去贵阳。”
调度员抬起头,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眼角还沾着眼屎。
他接过吕辰递上的介绍信和车票,就着灯光眯眼看了看。
“北京来的啊……”调度员嘟囔了一句,起身从墙上挂着一排钥匙中取下一把,“跟我来吧。”
三人跟着调度员穿过拥挤的广场,来到停车场。
这里停着十几辆长途班车,大多墨绿色,车身上刷着“云南省运输公司”的字样。
车辆新旧不一,有的看起来还比较新,油漆光亮;有的则破旧不堪,车身坑坑洼洼。
调度员在一辆最破的车前停下。
这辆“解放牌”班车比吕辰想象中更破旧。车身油漆斑驳,大块大块的漆皮已经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保险杠歪歪扭扭,用粗铁丝勉强捆在车头上;四个轮胎纹路已经磨得发平,胎侧还有修补过的疤痕;挡风玻璃上有两道明显的裂纹,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
最让人心惊的是车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行李,竹篓、麻袋、木箱,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用粗麻绳五花大绑地固定着,像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小山。
“就这辆,”调度员用下巴指了指,“去贵阳的,今天只发这一班。你们运气好,还有位置。”
吕辰心里一沉:“这车……安全吗?”
调度员笑了,露出满口氟斑牙,他拍了拍车身,发出空洞的哐哐声:“安全?这条线上的车都这样。能跑就是好车。别看它破,老刘开这车八年了,从没出过大事故。”
正说着,驾驶室门开了,一个满脸风霜的中年汉子跳下车。
他约莫五十岁,脸颊瘦削,眼窝深陷,皮肤被晒成古铜色,布满细密的皱纹。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和胸前沾着油污,手里拿着一个胶把钳。
“老刘,这三位北京来的同志去贵阳,照顾一下。”调度员说。
司机老刘点点头,声音沙哑,嘟囔道:“首者来的?这趟路可够你们整了。”
他不再说话,转身打开引擎盖,从车座下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不是喝水,而是往发动机里倒水。
“师傅,这是……”吴国华好奇地问。
“加水降温,”老刘头也不抬,“这破车,跑一段就开锅,不加点水撑不到下一个加水站。”
他灌了半壶水,盖上引擎盖,拍了拍手上的灰:“上车吧,找个位置。七点准时发车,过时不候。”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尘土味、机油味、汗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菜的酸味。
车厢两侧是两排长长的木质座椅,表面的油漆早已磨光,露出木材本色,被无数乘客磨得油光发亮。
座椅之间的过道狭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
地板上积着厚厚的尘土,随着人的走动扬起细小的灰尘,在从车窗射进来的晨光中飞舞。
车厢已经坐了不少人,相对较好的位置都被占了。
调度员说的“好位置”是车厢最前排,驾驶室的后面。
这里的确比后排少受颠簸,而且能透过驾驶室的前窗看到前方的路况,但代价是紧挨着引擎盖,发动机的热量和噪音会直接传递过来。
“就坐这儿吧。”吕辰把几个大包码在一起,堆在座位前,形成一个简易的缓冲垫。
钱兰坐在靠窗的位置,紧紧抱住装满资料的帆布包。
吴国华把箱子放在身前,双臂环抱,准备趴在上面睡觉。
吕辰则坐在最外面,头枕在垒起的包裹上,调整了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
陆续还有乘客上车,车厢越来越挤。
最后上来的人已经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或者干脆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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