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那天，拓跋余喝了点小酒，晕乎乎地往太庙走。刚走到西掖门，突然从阴影里窜出几个蒙面人，手里拿着刀，二话不说就朝他扑了过来。拓跋余吓得魂飞魄散，嘴里喊着“宗爱救我”，结果喊了半天没人应——因为这伙人就是宗爱派来的。
史载“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于宫中”（《魏书·南安王余传》），可怜拓跋余，当了八个月皇帝，连龙椅都没坐热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死的时候估计还在想：“说好的一起喝酒打猎呢？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更讽刺的是，他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谥号都没有，《魏书》里只称他“南安王”，就像给商品贴了个“临期处理”的标签。后来还是他的侄子文成帝拓跋濬登基后，才追谥他为“隐王”——“隐”字在谥号里可不是好词，大概是说他这辈子活得不明不白，死得也稀里糊涂。
拓跋余死了，宗爱本想再立个傀儡，但这次大臣们不干了。羽林郎中刘尼、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人密谋：再让宗爱这么折腾下去，北魏就得完犊子。他们决定找个靠谱的继承人——太武帝的长孙，前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
拓跋濬这时候才十三岁，因为爷爷杀了爸爸，他一直活得小心翼翼，没想到天上掉下来个皇位。拥立他的大臣们干得很利落：先骗宗爱说要商量立新皇帝的事，把他骗进宫，然后“执爱、周等，勒兵而入，奉迎皇孙”（《魏书·高宗纪》）。拓跋濬就在一片刀光剑影中，被大臣们扶上了皇位，是为文成帝。
这位少年皇帝一上台，就展现出了和拓跋余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知道当务之急是稳定局面，所以先拿宗爱开刀：“斩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资治通鉴·宋纪八》），手段干净利落，比他叔叔果断多了。处理完宗爱，他又下了道诏书：“自今以后，诸有死罪，皆须案验明白，然后处决”（《魏书·高宗纪》），算是给北魏的严刑峻法降了降温。
文成帝不像太武帝那样爱打仗，也不像拓跋余那样爱胡闹，他更擅长搞“内部建设”。当时因为太武帝灭佛，佛教徒们怨气很大，文成帝一看这不行，不利于团结，就下旨“复佛法”（《魏书·释老志》），允许人们信佛，还修了云冈石窟——现在去大同旅游，还能看到他当年留下的遗产。
他还很懂得体恤老百姓，史载他“减徭役，薄赋税”（《魏书·高宗纪》），遇到灾年就“开仓赈恤”，所以在位期间，北魏没出什么大乱子，老百姓也算过得安稳。有大臣劝他搞点大动作，比如去打柔然或者刘宋，文成帝摇摇头说：“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现在国家刚安定，还是别折腾了。”（大意引自《魏书·高宗纪》）
不过这位皇帝命不太好，年仅二十六岁就去世了，在位十四年。虽然活得不长，但他收拾了拓跋余留下的烂摊子，让北魏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为后来的“孝文汉化”打下了基础，算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魏书》评价他“雅性俭素，不好珍丽，每非时有所用，必约己而止”，算是个正面评价，比他那位只当了八个月皇帝的叔叔强多了。
回头看看拓跋余和文成帝这叔侄俩，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在北魏当皇帝，就像走钢丝，要么像太武帝那样硬刚到底，要么像文成帝那样稳中求进，唯独不能像拓跋余这样当甩手掌柜。
拓跋余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本事，而在于他拎不清自己的位置——他以为当皇帝就是喝酒打猎，却忘了权力场上从来没有“临时工”的说法，要么坐稳位置，要么滚蛋，没有中间选项。他的八个月皇帝生涯，就像一场闹剧，开场荒诞，结尾惨烈，给历史留下了个笑话。
而文成帝的成功，也不在于他多有雄才大略，而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刚上台就清除权臣，稳定人心；然后恢复生产，安抚百姓；最后发展文化，缓和矛盾。说白了，就是不折腾，懂克制，这对于一个刚经历动荡的王朝来说，就足够了。
参考《魏书·释老志》《魏书·高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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