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孝惠三年，燕赵大地，广川郡。
朔风卷着寒雪，掠过冀中平原的阡陌村落，敲打着一户寒门的柴扉。
屋内无甚炭火，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着一个稚童伏案的身影。
那孩子不过八九岁年纪，身着打了数道补丁的粗布衣衫，冻得通红的小手握着一支简陋的木笔，在竹简上一笔一划地誊抄着经文，眉头微蹙，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那满篇晦涩的文字里，藏着能驱散世间所有寒意的光。
这个孩子，便是董仲舒。
彼时的大汉，才从秦末的战火狼烟里喘过气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
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斩白蛇定天下，靠的是铁血杀伐与知人善任，却瞧不上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
当年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竟让侍从把人赶出去，还骂骂咧咧道：“老子马上得天下，要诗书何用！”
朝堂之上，功臣宿将多是屠狗贩缯之辈，朝堂之下，黄老无为之道盛行，休养生息成了治国的核心，儒家学说，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偏居一隅，无人问津。
广川郡地处燕赵，民风剽悍，尚武轻文，邻里街坊见董仲舒整日埋首书卷，不问稼穑，不习弓马，皆是摇头叹息：“董家这孩子，怕是读傻了。”
有人劝其父：“如今乱世刚平，男儿当学骑射，建功立业，舞文弄墨能换几斗米？不如让他下地耕作，也好养家糊口。”
董父闻言，只是沉默。
他是个本分的农夫，大字不识几个，却瞧着儿子眼中那股旁人没有的执拗，终究狠不下心来。
他不懂什么诗书礼乐，却知道这孩子心里装着旁人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比田地，比庄稼，比眼前的温饱，要大得多。
于是，在旁人的不解与嘲讽中，董仲舒踏上了一条孤独的求学路。
他年少孤贫，无师无友，便循着古籍记载，远赴齐地求学。
齐地是儒学重镇，自孔子周游列国，孟子讲学稷下，此地便成了天下儒生的圣地，藏着世间最完备的儒家典籍，也留着最纯正的儒学传承。
彼时，《春秋公羊传》在齐地盛行，此学重微言大义，讲天人感应，谈尊王攘夷，字字句句皆藏着经世治国的大道，董仲舒一见之下，便如痴如醉，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公羊》的世界里，再也不曾回头。
世人都说读书苦，可董仲舒的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苦。
他求学之时，居于学舍，每日鸡鸣而起，夜半方休，渴了便饮一口冷水，饿了便啃一块干饼，寒冬腊月里，衣衫单薄，便裹着茅草取暖，酷暑盛夏中，蚊虫叮咬，便以布巾裹头，依旧手不释卷。
他不与旁人交游，不参与宴饮游乐，甚至连自家的园子都不曾踏足——后人传说，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并非刻意标榜清高，而是他当真沉浸在经书之中，浑然忘却了外界的一切。
有人说他迂腐，有人说他偏执，可只有董仲舒自己知道，他读的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华夏千年的文脉，是乱世之中救世的良方。
他看着大汉江山初定，却依旧乱象丛生：诸侯割据，尾大不掉；匈奴犯边，烽火不绝；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礼法缺失，人心涣散。黄老无为之道虽能让天下休养生息，却终究治不了根本，若长此以往，大汉终将重蹈秦亡的覆辙。
他在竹简上写下一行字：“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少年董仲舒，便已立下宏愿——此生不求高官厚禄，不求扬名立万，只求以儒术正纲纪，以思想定乾坤，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让华夏文明，能在儒学的根基之上，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这是一个少年的狂想，也是一个儒者的初心。
彼时的他，尚是广川郡里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无人知晓他的名字，更无人相信，这个寒门子弟，终将在数十年后，站在大汉朝堂的中央，以一篇《天人三策》，撬动整个天下的思想格局，为汉家王朝定下千年不变的治国基调，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刻下最深的烙印。
董仲舒的求学之路，一走便是二十余年。
二十余年里，他走遍齐地，遍访名师，穷尽诸子百家之学，却始终以儒家为宗，以《公羊春秋》为核心，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摒弃了先秦儒学中迂腐僵化的部分，吸纳了黄老之学的天道观，融合了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原本零散的儒家思想，整合为一套完整的、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的治国思想体系。
他不再是那个只知埋头苦读的稚童，而是成了满腹经纶、胸有丘壑的大儒。
他的学识，在齐地声名鹊起，四方学子听闻其名，纷纷不远千里前来拜师求学，一时间，董仲舒的学舍之中，弟子云集，门庭若市。
他讲学授徒，从不藏私，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讲解《春秋》，剖析大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听得弟子们如痴如醉。
有人问他：“夫子之学，博大精深，可如今朝堂之上，黄老当道，儒生不受重用，夫子这般讲学，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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