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二十七年，九月中，长安，紫宸殿。
秋日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光洁的金砖上，却驱不散殿内凝重压抑的气氛。隆裕帝周世璋端坐于御案之后，面色沉郁，手中捏着几份奏折，指节微微泛白。
下首，几位重臣——尚书令杜绍熙、侍中萧临渊、中书令苏治、户部尚书陆绍安、御史大夫上官驰、以及吏部尚书崔翊钧等，皆屏息垂首，大气不敢出。
就在今日朝会上，两份相隔仅两日抵达的八百里加急奏报，在朝堂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份是三皇子周墨珩关于荆楚灾情、疫病蔓延、吏治腐败的详尽禀报，并附上了楚王府长子周旻勾结奸商、倒卖赈粮、贪墨修堤款项的部分初步证据，言辞沉痛恳切，直指地方治理糜烂、藩王失察，恳请朝廷速拨钱粮医药，并严惩涉事官员，以安民心。
另一份，则是楚王周棣的请罪自劾折子。在这份奏折中，楚王“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己“昏聩老迈，治家不严，教子无方”，以致孽子周旻“利令智昏，勾结宵小，侵吞国帑，祸害地方”，自己“愧对陛下信重，无颜治理荆楚”，请求皇帝“严惩逆子，褫夺己身王爵，以正国法”。
同时，奏折中也隐约提及世子周昶“年少无知，受小人蒙蔽，亦有失检点”，但将其定性为“小节有亏”，与周旻的“大逆不道”截然分开。最后，楚王表示已“锁拿逆子周旻及一干案犯，听候朝廷发落”，并“自请罚俸三年，闭门思过”。
两份奏折，一攻一守，一明一暗，将荆楚的脓疮彻底揭开，也把难题抛给了皇帝和朝廷。
“诸卿，都看过了？” 隆裕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目光缓缓扫过下首诸臣。
宰相杜绍熙出列躬身，声音沉稳：“陛下，三殿下所奏，触目惊心。楚地灾情如此深重，吏治腐败至此，藩府失察，竟致如此，实乃国之大不幸。三殿下临危受命，深入险地，查明弊案，揪出蠹虫，虽有操切之嫌，然其心可悯，其功可嘉。当务之急，是速拨钱粮医药，赈济灾民，扑灭疫病。至于涉案人等，尤其是楚王府…应依律严惩，以儆效尤，以安天下人心。”
上官驰也出列附和：“杜相所言极是。楚王纵子行凶，贪墨赈款，致使堤防溃决，生灵涂炭，其罪非轻！仅以‘治家不严’自劾，罚俸思过，岂能服众？臣请陛下下旨申饬楚王，夺其部分封邑，削其护卫，并严查楚地吏治，凡涉案者，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办！”
陆绍安却面露难色：“陛下，赈灾钱粮，户部已尽力筹措，然去岁北疆用兵，今岁多地歉收，国库实在…捉襟见肘。若要大举拨付，恐需加征或挪用他处…”
兵部尚书孙靖节则道：“荆楚乃天下腹心，若民变再起，波及甚广。三殿下奏折中言及，已初步控制局面，然隐患犹在。当务之急，是稳住荆楚，再图后计。楚王…毕竟乃陛下手足，执掌荆楚多年，若处置过激，恐生变故。”
殿内一时陷入沉默。如何处置楚王，成了核心难题。严惩，恐逼反藩王；轻纵，国法难容，民心难平。而三皇子在奏折中并未明确要求如何处置楚王，只求朝廷主持公道，这“公道”的尺度，却需皇帝亲自把握。
隆裕帝默然良久，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他深知楚王在荆楚的势力盘根错节，在朝中亦有奥援（与部分世家、皇子有勾连）。
此次周旻案发，是楚王“断尾求生”——抛出不成器的长子顶下大部分罪责，自己以“失察”请罪，既给了朝廷台阶，也保全了王府核心利益和世子。若逼得太紧，难保狗急跳墙。可若不加以惩戒，皇室威严何在？天下藩王、官吏又如何看待？
“楚王…毕竟是朕的弟弟。” 隆裕帝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与冷意，“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周旻贪墨赈粮，证据确凿，罪在不赦。着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核实案情后，夺其宗室身份，赐死。一应涉案官吏、商贾，按律严办，该杀则杀，该流则流，绝不姑息！”
此言一出，众臣皆凛。皇帝这是要拿周旻的人头，来平息民愤，也给楚王一个严厉警告。
“至于楚王…” 隆裕帝顿了顿，“御下不严，治家无方，致使荆楚糜烂，灾情加剧，确有重咎。 着即革去其‘都督荆楚诸军事’之职，削减其王府护卫三成，罚俸五年，于王府闭门思过一年，无诏不得出。荆楚政务，暂由三皇子墨珩代管，会同新任节度使、刺史等，全力赈灾安民，整顿吏治。”
“陛下圣明！” 杜绍熙等人躬身。这个处置，既严惩了首恶（周旻），又重重敲打了楚王（夺实权、削护卫、禁足），更将荆楚的临时管理权交给了三皇子，可谓平衡了各方，也给朝廷介入荆楚、整肃吏治留下了空间和名分。至于楚王的王爵和大部分封邑得以保留，则是给藩王们留的体面，也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
“另外，”隆裕帝补充道，“三皇子墨珩，心系黎民，勇于任事，查案有功，着即加封为‘钦差督办荆楚赈灾安抚大臣’，全权处置荆楚一切赈灾、防疫、吏治整顿事宜，遇事可专折奏报，先斩后奏之权！所需钱粮医药…户部再难，也要给朕挤出来！着内帑拨钱五十万贯，以充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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