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二十八年，三月。
随着宁王守孝期将满，大婚筹备的消息在王府核心层悄然传开，一股内敛而忙碌的喜气开始在南中权力中枢弥漫。
婚事与迁府，这两桩看似私密家事，实则牵动整个宁州乃至更远地方目光的大事，被周景昭及其智囊团有条不紊地提上日程，并迅速转化为一系列周密且隐含深意的行动。
上表朝廷，礼仪开端。
四月初一，一份由周景昭亲笔署名、谢长歌精心润色、盖有宁王金印的奏疏，以六百里加急送往长安。
奏疏内容庄重恳切：首先，恭谨禀报母妃顾贵妃二十七个月孝期已满，宁王府将依礼除服；其次，言明“臣年已渐长，为续宗庙、安藩辅”，恳请朝廷准允其与老太师陆九渊孙女、现任宁王府政务院副掌院陆望秋完婚，并随附初步择定的几个吉期（皆在六至八月间），请皇帝及宗正寺裁夺。
最后，委婉提及宁王府在味县原为行营改建，规制稍简，且南中治理重心随昆明新城建设渐向南移，为“示朝廷威仪、便藩政管辖”，拟于近期迁府昆明新城“澄晖苑”，恳请朝廷知悉。
奏疏措辞极尽恭顺，完全符合藩王请婚、迁府的规范流程，将周景昭个人的婚期与王府的战略南迁，都包装在“孝道”、“宗法”、“治理便利”等无可指摘的大义名分之下。
消息在奏疏发出前便已通过“澄心斋”的特殊渠道，提前数日送至京中陆九渊处。老太师闻之，老怀大慰，当即开始动用其影响力，在朝中为其孙女婿张目。
他深知，这份看似寻常的请婚奏疏，实则是宁王势力进一步稳固并向外展示其存在感的重要一步，绝不容有失。
果然，奏疏抵达长安，在例行朝议中引起了一番波澜。太子一系乐见宁王成婚安藩，认为有利于边疆稳定；四皇子一系则敏锐地嗅到了其中隐含的“势力南扩”意味，对迁府昆明尤其警惕，苏治等人试图以“营建逾制”、“劳民伤财”为由稍作阻挠。
但在隆裕帝看似随意的“准其所请，着宗正寺、礼部协理，务求庄重得体”的定调下，以及陆九渊、杜绍熙等重臣的赞同下，反对之声未能掀起太大浪花。
很快，朝廷准婚及允其迁府的批复便以明旨形式发回南中，并附带礼部、宗正寺关于亲王大婚的一些仪程建议。
几乎在奏疏发出的同时，南中内部的迁府与人事调整也已紧锣密鼓地展开。
周景昭在澄心堂召集核心会议，正式确定：“昆明新城‘澄晖苑’主体建筑及附属官署已然竣工，可择吉日迁府。大婚典礼，依谢先生之议，于昆明新王府举行。”
这不仅是出于对新城的重视与宣示，也因昆明地理位置更靠近南中腹心及未来重点经营的滇南、交州方向，战略意义重大。
迁府绝非简单的搬家。谢长歌总揽全局，制定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迁移方案：王府库藏典籍、重要文书档案、部分珍奇器玩需先行秘密转运；属官吏员的办公场所、住宿需在新城提前安排妥当；护卫力量需重新部署，确保迁移途中及新府安全；与味县原有政务、军事体系的衔接不能出现真空……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事安排。周景昭与谢长歌、陆望秋等人反复商议后，做出重要决定：
庞清规调任昆明府府尹。 这位年轻干练、在平夷县和建宁府任上政绩斐然的官员，被赋予更重的担子。
昆明府是新设大府，辖境辽阔，未来将是南中政治、经济、文化新中心，更肩负着辐射滇南、联通高原商道、策应交州攻略的重任。
庞清规的开拓能力、务实作风以及与军方（曾协同作战）的良好关系，使他成为此职位的不二人选。
林则深擢升为建宁府府尹。
林则深原为平夷县县令，在推广新农具、安置流民、调解汉夷纠纷中表现突出，政务院考评连续优等。此次越级提拔，既是酬功，也体现了周景昭“不拘一格用人才”、“重实干轻资历”的用人理念。
建宁府作为老牌大府，基础较好，交给沉稳踏实的林则深，可保稳定，并继续深化各项新政。
味县作为宁王初封之地和早期统治中心，积累了深厚的底蕴。迁府后，其政治中心地位虽让于昆明，但作为宁王“龙兴之地”和北部门户，战略地位依然重要。
会议决定，味县原有的工坊体系（包括军械、民用品）、讲武堂、重要仓储及部分天策府直属机构原则上保留并继续发展。味县县令人选另择干员担任，确保此地不乱不衰，继续作为南中北部的坚固基石。
这一系列人事调整，迅速以王府令形式下达。庞清规接到调令，既感责任重大，又觉雄心万丈，立刻交接建宁府政务，奔赴昆明，投入到新城建设收尾、官署筹备、以及为王府迁入做全面准备的繁杂工作中。林则深则感激涕零，誓言鞠躬尽瘁，不负王恩。
不日，朝廷准婚的旨意传来，王府内苑的准备工作也正式由“私下商议”转向“公开筹备”。顾兰漪作为内府总管，担起了大部分具体事务。采购大婚所需的一应物品、定制礼服、布置新房（昆明新王府与味县旧王府均需准备）、安排仪式流程、拟定宾客名单……千头万绪，忙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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