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是从通远城传出来的。
没人知道是谁先唱的。有人说是城东磨坊的王婆子，有人说是南街卖豆腐的瞎老六。但到了第三天，整条主街的孩子都会哼了。
“泰昌有个种地郎，背着粮袋走四方。你家没米他送米，你家没种他开仓。不穿金来不戴银，脚底泥巴两寸长。”
歌词粗，调子也粗，跟田间地头的打夯号子差不多。但好记。七八岁的娃娃听两遍就能跟着唱，五六十岁的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的时候也跟着哼。
陈小满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时候，正蹲在田里给红薯苗培土。身后三个半大小子一边刨草根一边唱。
他直起腰听了一遍。
“谁教你们的？”
“没人教。街上都在唱。”
陈小满把手上的泥在裤腿上蹭了蹭。歌词里那个“种地郎”，他琢磨了两秒就明白指的是谁。但他没说破。老百姓自己编的东西，比官府贴告示管用一万倍。
歌谣沿着粮车的路线往南传。通远城传到陶家沟，陶家沟传到石桥屯，石桥屯传到云州城外的散落村寨。走粮车的脚夫嘴里哼着，赶驴的老汉鞭子一甩跟着调子打拍子。
传到云州的时候，歌词多了一段。
“去年吃糠咽不下，今年红薯甜掉牙。问他红薯哪里来，南边来了个好庄稼。”
“好庄稼”三个字是双关。既指红薯，也指送红薯来的人。鸿煊北地的老百姓不识字，但脑子活。
周元白在陶家沟听到这歌的时候，正在跛脚老汉刘三家的院子里算账。刘三的孙女在院门口跳绳，一边跳一边唱。
周元白推了推铜框眼镜。
“刘叔，这歌哪来的？”
刘三蹲在门槛上编柳筐，头没抬。
“不知道。前两天赶集，云州方向来了个货郎，嘴里哼着的。我孙女听了两遍就会了。小孩记性好。”
“歌词谁编的？”
“谁知道。反正不是官府编的。官府编的歌没人唱。”
周元白把这件事写进了当天的报告里。他在报告末尾加了一句：“民间自发传颂，比任何告示都有效。建议不干预、不引导、不追查来源。让它自己长。”
歌谣传播的速度比周元白预想的快。
七天后，驰道工地上的鸿煊民工也在唱了。鲁班的建筑工队在宁关以北八十里处打路基桩，每天跟几百个当地雇来的民工一起干活。民工们抡夯锤的时候得喊号子，不然使不上劲。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号子换成了那首歌。
“泰昌有个种地郎——嘿！”
“背着粮袋走四方——嘿！”
夯锤落地，土被砸得瓷实。歌声和夯土声搅在一起，能传出去半里地。
鲁班站在路基上听了一阵。
他是工匠，不懂政治。但他看得出来，这帮鸿煊民工唱这歌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干活时不一样。干活的时候是木的，唱歌的时候嘴角是松的。
松了就好。松了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歌谣过了宁关往南。传进泰昌本土的时候，歌词又变了。
京畿十二县的版本最长，足足六段。后面加了“修路架桥通南北，开仓放粮救饥荒”和“世家大户吃人肉，皇帝替咱磨屠刀”两段。
最后这一段传开的时候，户部尚书萧何的脸绿了。
他把那两个泥土豆从案头挪到抽屉里，又从抽屉里翻出来摆回案头。来回折腾了三趟。那两个土豆他天天看，看得想吐，但不敢扔。
歌谣里唱的“皇帝替咱磨屠刀”，唱的是徐州的事。杨通的人头挂在鼓楼上的消息传开之后，两淮一带的漕帮船工和码头苦力奔走相告。被杨通压榨了十二年的人，比谁都高兴。
码头上有个老船工，姓孙，左手少了两根指头，被杨通的人砍的，因为他偷吃了半个馒头。老孙头蹲在船舷上，听边上的年轻人唱那首歌。唱到“磨屠刀”三个字的时候，他把旱烟杆在船板上磕了两下。
“唱错了。”
年轻人停下来。
“不是磨屠刀。是磨了刀替咱杀猪。”
“猪是谁？”
“猪是杨通那帮畜生。”
年轻人把歌词改了。从徐州码头传出去的版本，最后一句变成了“皇帝亲手杀肥猪”。
粗俗。直白。但码头苦力们一听就笑，笑完跟着唱，唱完干活比平时卖力三分。
王猛收到各地学子的月报时，发现有七份报告不约而同提到了这首歌。
他把七份报告摊在桌上，逐字对比。歌词的核心没变——“种地郎”、“送粮”、“红薯”——但各地的版本差异极大。通远城版本最质朴，云州版本加了柳编和算账的内容，京畿版本最激烈，徐州版本最解恨。
每个地方的人，把自己经历的事往歌里塞。
这不是一个人编的歌。是几万人一起编的。
王猛把报告整理好，送到御前。
朱平安看报告的时候在吃晚饭。还是老三样，白粥、烤红薯、一碟咸菜。他翻到陈小满那份报告的时候，筷子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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