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头七刚过，公公就迫不及待地翻出了那个绿挎包，说要去找他的白月光初恋。
五十年来，他的微信头像一直是那个破旧得掉渣的军绿挎包，刺眼地提醒着所有人，他心里住着另一个女人。
作为儿媳，我鄙夷他的薄情，却又忍不住好奇，陪他踏上了寻人之旅。
跨越千里，我们找到的，却只是一座冰冷的坟墓。
看着墓碑前那张黑白照片旁，站着的、眉眼酷似公公的中年女人，我心头巨震，却只能善意地撒谎：“卞阿姨说她过得很好，让您别惦记。”
公公闻言，长长舒了一口气，眼底却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无尽的失落。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生。
然而，就在我们返回老家，整理婆婆遗物时，却在她的樟木箱子最底层，发现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却崭新如初的绿挎包，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纸条……
婆婆的字迹清晰可见：
“你的念想，我替你保管了一辈子。现在，物归原主。”
如遭雷击的我，猛地看向那个跟随公公五十年的旧包——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能让两个女人，一个铭记一生，一个等待一生？
而那个与公公容貌酷似的女人，究竟是谁？婆婆她知道吗？这个家，这看似平静的湖水下，到底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往事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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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头七的绿挎包
婆婆下葬后的第七天，也就是俗称的“头七”，家里还弥漫着香烛和悲伤混合的味道。
照片上，婆婆依旧笑得温婉，仿佛还在操心着公公的茶杯里要不要续水，晚饭的菜是不是咸了。她伺候了公公一辈子，临了，也是因为操心公公雨天收不收衣服，从凳子上摔下来，再没醒过。
灵堂的挽联还没撤，白色的“奠”字刺得人眼睛生疼。我们一家人，我、丈夫李建军，还有小姑子李建红，都穿着素服，围坐在客厅，商量着后续的事情，气氛沉重得能拧出水来。
唯独主角之一的公公，张德顺，不见了踪影。
“爸呢？”建军皱着眉，四下张望，“这刚烧完回头香，能去哪儿？”
建红红着眼圈，哑着嗓子说：“我刚才好像看见爸回他屋了，说是……找点东西。”
找东西？这节骨眼上，找什么东西比陪着刚走的婆婆更重要？我心里掠过一丝不解，但没说出来。公公和婆婆的感情，在外人看来是相敬如宾，但只有我们自家人知道，那更像是婆婆单方面的付出和坚守。公公的心，像一口深井，我们从未真正探到底。
正想着，里屋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接着是公公略显急促的脚步声。
他出来了。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东西。
我们的目光瞬间都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款式极其老旧，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单肩斜挎包。帆布材质，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洗得发白，边缘磨损得厉害，甚至能看见里面褐色的经纬线。最醒目的是，挎包盖子上，用红色的线绣着一个模糊的、五角星的轮廓，颜色也早已褪去。
这个包，我们全家都太熟悉了。
五十年来，公公的微信头像，一直都是它。
是的，一个破旧得几乎可以进博物馆的绿挎包，就那么固执地占据着他网络社交身份的一隅。为此，建军没少跟他置气，觉得丢人，觉得晦气，尤其是不明就里的亲戚朋友问起来，建军都觉得脸上臊得慌。婆婆在世时，倒是从未对此发表过意见，只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她盯着公公的手机屏幕，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不是怨恨，倒像是……一种认命了的悲哀。
此刻，公公紧紧攥着那个挎包，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他脸上没有多少丧妻的悲恸，反而有一种异常的、混合着紧张和迫切的神情，像是要去完成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
他走到客厅中央，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建军身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建军，给你买张票，我出趟远门。”
我们都愣住了。
头七，按照老规矩，逝者的魂魄可能会在这一天回家看看，亲人需要守在家里，避免冲撞。公公虽然不是特别迷信的人，但一向注重规矩，这个要求，太反常了。
“爸？”建军猛地站起来，声音带着压抑的火气，“您说什么呢？今天是什么日子您忘了？您要去哪儿？有什么事不能等妈过了‘七七’再说？”
公公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脸上那些深刻的皱纹，在白色节能灯的光线下，显得更加僵硬。他举起手里的绿挎包，像是举起一面旗帜，又像是举着一个证据。
“我去找卞玉兰。”他吐出这个名字，干涩，却异常清晰。
卞玉兰。
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涟漪。我知道她，不，我们全家都知道她。她是公公心口的朱砂痣，是婆婆婚姻里若有若无的参照物。是那个绿挎包真正的主人，是横亘在公公婆婆五十年婚姻里，一道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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