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警察接过日记本，翻看了一下，又看了看那盘磁带，沉吟了片刻，对刘大芳说：“刘大姐，这些东西，我们先收下。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但是，就像小张（指那个女警）说的，这个案子之前是由派出所处理的，有了新的线索，我们需要先跟派出所沟通，调阅之前的卷宗，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并案或者重新启动调查。这需要一个过程。”
刘大芳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过程？她最怕的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张建国会不会得到消息？会不会销毁其他证据？会不会再来对付她？
“领导，不能……不能直接抓张建国吗？这录音里他说得清清楚楚！”刘大芳几乎是在哀求。
男警察摇了摇头：“大姐，仅凭这段录音，目前只能证明张建国有推销疑似伪劣产品和言语威胁的行为，这和他直接导致你丈夫死亡，是两回事，法律上讲，证据链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更扎实的调查。”
他看了看刘大芳绝望而苍白的脸，语气缓和了一些：“这样吧，你先回去。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一定会重视你提供的线索，依法进行调查。一有进展，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回去？刘大芳愣住了。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来，难道就这样被一句“先回去等消息”打发走？
“我不回去！”她猛地摇头，眼泪涌了上来，“我回去了，张建国肯定知道我来报案了，他不会放过我的！领导，我害怕啊！我男人已经没了，我要是再出点什么事，我的孩子怎么办？”
她扑通一声，竟然跪了下来：“领导，我求求你们，现在就去查吧！现在就去把张建国抓起来！我求求你们了！”
男警察和女警赶紧把她扶起来：“大姐，你别这样！快起来！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但是办案真的不能感情用事，必须讲程序，讲证据。”
好说歹说，刘大芳终于被劝了起来，但情绪依然激动。男警察让女警给她倒了杯水，又详细记录了她在县城的临时住址（她说了妹妹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最终，刘大芳还是被“劝离”了公安局。走出那栋大楼，炙热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透心的凉。
程序……证据链……她听不懂这些复杂的词，她只知道，她带来的“铁证”，似乎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立刻掀起波澜，将张建国绳之以法。
巨大的失落和更深的恐惧，像两条毒蛇，缠绕着她的心。
她在县城妹妹家魂不守舍地住了下来。妹妹看出她有心事，再三追问，刘大芳只是摇头不语。
每一天，她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她不敢出门，害怕遇到张建国或者他派来的人。她每天都要给村里打电话，旁敲侧击地打听消息，但村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张建国被抓的风声。
县公安局那边，也杳无音信。
等待，成了最残酷的刑罚。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太冲动了？县里的警察，会不会也和张建国有牵连？他们是不是在敷衍她？
就在她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她意想不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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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风波再起
刘大芳在妹妹家度日如年的第五天下午，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
“喂？是刘大芳吗？”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语气听起来很正式。
“是……是我，你哪位？”
“我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我姓赵。关于你反映的李进一案，我们有些情况需要再向你了解一下，你现在方便来局里一趟吗？”
刘大芳的心狂跳起来，是公安局！他们联系她了！
“方便！方便！我马上就来！”她连声答应，挂掉电话，手还在不停地抖。
是有了进展吗？是要抓张建国了吗？
她几乎是跑着出了门，再次挤上公交车，赶往县公安局。
这次接待她的，不再是接待窗口的女警，而是直接被带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那天那个男领导，还有一个更年轻的、目光锐利的警察，应该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赵警官。
“刘大姐，请坐。”男领导示意她坐下，脸色比上次凝重了许多。
刘大芳忐忑地坐下，双手紧紧抓着膝盖。
“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赵警官开门见山，“首先，我们对那盘录音磁带进行了技术处理和分析，确认了里面对话的真实性，也确认了对话双方是李进和张建国。”
刘大芳眼睛一亮，充满了期待。
“但是，”赵警官话锋一转，“仅凭这段录音，确实无法直接证明张建国与李进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传唤了张建国。”
“他怎么说？”刘大芳急切地问。
“他承认和李进因为兽药生意有过争执，也承认说过录音里那些话，但他坚决否认与李进的自杀有关。”赵警官看着刘大芳，“他说，那只是生意上的口角，他以为事情早就过去了。对于李进的死，他表示很意外，也很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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