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市公交总站的夜班站台，像被泼了墨的宣纸，浓得化不开的黑夜里，只有角落几盏路灯洇开昏黄的光晕。飞蛾前赴后继地撞向灯罩，发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像是给这寂静的夜哼着单调的调子。远处夜市收摊的铁闸撞击声此起彼伏，带着白日喧嚣散尽后的疲惫，还有不知谁家窗台上的夜来香，正把甜得发腻的气味一缕缕往人鼻孔里钻，混着湿热的晚风，黏在皮肤上格外难受。
闾丘龢把编号为“夜37”的公交车停稳在站台时，鞋底碾过路面的碎石子，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在这静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扯了扯蓝灰色的工装领口，汗味混着柴油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发酵，黏糊糊地贴在后背。这是他跑车的第三个年头，夜班公交总是这样，载着零星的乘客，像条孤独的鱼，游弋在城市沉睡的血管里。
站台的长椅上，坐着个穿藏青色对襟褂子的老太太。她头发银白，在灯光下泛着霜似的冷光，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个髻。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竹拐杖，杖头雕着只喜鹊，只是年头久了，轮廓早已模糊，只剩个大致的形状。听见车响，她缓缓直起腰，拐杖笃笃地敲着水泥地，一下，又一下，像在给这寂静的夜打拍子，节奏沉稳得让人安心。
“阎师傅，又等我呢？”闾丘龢拉开车门，声音被发动机的余震震得发颤。他认识这老太太三个月了，每天深夜十一点半，准保出现在这站台，雷打不动地坐末班车。她总是坐在靠窗的单人座，全程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用拐杖敲敲车窗，说些没头没尾的话——“今儿的风里有槐花香”“江水又涨了些”，或者像现在这样，点评他的方向盘。
老太太没抬头，只是用拐杖指了指驾驶座旁边的空位。“今儿的方向盘，摸着比昨儿滑溜。”她的声音像含着沙，粗粝却带着股韧劲，“跟我家老头子当年赶车的鞭子一个手感，磨得光光的，握在手里踏实。”
闾丘龢笑了笑，发动车子时特意放缓了油门，引擎的轰鸣声都柔和了些。老太太说的“老头子”，她提过八回了。说是年轻时赶马车的，鞭子耍得好，能在颠簸的马背上给她摘路边的野蔷薇，花瓣都不会碰掉一片。后来马车换成了汽车，柏油路取代了土路，老头子却没福气坐上像样的车，五十岁那年在暴雨里赶车救落水的孩子，被山洪卷走了，连尸骨都没找着。每次说起这些，老太太的声音就会低下去，像被风吹散的烟。
“您老眼盲心不盲，”闾丘龢透过后视镜看她，老太太正用指尖轻轻划着车窗上的雾气，留下弯弯曲曲的痕迹，“这方向盘是上周刚换的套，防滑的，摸着手感是不一样。”
“瞎了才好，”老太太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朵干菊花，每道纹路里都像是藏着故事，“眼里看不见，心里头反倒清楚。你这小伙子，喘气声比上个月匀实多了，怕是家里的事顺了？”
闾丘龢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指关节泛白。上个月儿子高考失利，把自己关在屋里闷了半个月，饭不吃水不喝，眼瞅着人就瘦脱了形。是他硬拖着去工地搬了三天砖，让汗水浸透衣衫，让累到极致的疲惫冲刷掉那股子颓劲儿，才总算缓过来些。这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连媳妇都只是劝他别太着急，可老太太像长了顺风耳，连他喘气的节奏都听出来了。
车过临江桥时，老太太忽然敲了敲扶手。“停一下。”她的声音陡然尖了些，带着股不容置疑的急切，拐杖在车厢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像是指甲刮过玻璃。
闾丘龢踩了刹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桥面上回荡，久久不散。江风卷着潮气扑进来，带着股江水特有的鱼腥味，把老太太银白的头发吹得乱飘，像一蓬散开的蒲公英。桥下的江水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远处货轮的航灯像颗孤星，在墨色的水面上忽明忽暗，明明灭灭。
“那年也是这么个夜，”老太太望着江面，声音发飘，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家老头子就是在这儿掉下去的。他总说，江水凉，能醒脑子，可那天的水，凉得像冰，把人骨头都能冻透。”她从怀里摸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动作缓慢而郑重，里面是截褪色的红绸子，边角都磨得起了毛，“这是他鞭子上的穗子，我捡了三十年了。那天从洪水里捞上来，就剩这么点念想。”
闾丘龢的心猛地一揪，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他爹临终前，也攥着这么块红绸子，说是年轻时给失散的妹妹扎辫子用的。他爹说，妹妹左眼下方有颗痣，像粒小朱砂，粉粉嫩嫩的。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兄妹俩在逃难时挤散了，从此杳无音讯，成了他爹一辈子的心病。
“您这红绸子，”闾丘龢的嗓子有点干，咽了口唾沫才说出话，“针脚看着眼熟。”
老太太把红绸子贴在脸颊上，轻轻摩挲着，像在亲什么稀世宝贝。“我亲手绣的，那时候年纪小，针脚歪歪扭扭的，他总笑我绣得像虫爬。”她忽然转向闾丘龢，空洞的眼眶对着他，像是能穿透皮肉看到骨子里，“小伙子，你爹是不是叫闾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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