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的镜海市老火车站，铁轨在晨雾里泛着冷硬的银灰色，像条沉默的巨蟒卧在城市边缘。公羊黻裹紧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踩着碎石路走向站台值班室，胶鞋碾过凝结的霜花，发出细碎的“咯吱”声。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声，绵长而沙哑，刺破了笼罩在站台上的薄雾，惊飞了停在信号灯上的几只麻雀，灰黑色的翅膀扑棱着掠过泛着青蓝色的天幕。
她走得有些迟缓，每一步都带着岁月的沉重。三年前一场意外的站台事故，让她左腿落下了病根，阴雨天总是隐隐作痛，如今这寒冬腊月，更是每走一步都像有细密的针在扎。但她从没想过放弃，这站台，这值班室，这台老旧的播音机，是她和老周之间唯一的联结，是她活下去的念想。
值班室的玻璃窗蒙着层薄霜，公羊黻掏出钥匙串——上面挂着枚褪色的火车头钥匙扣，是丈夫老周生前用的——插进锁孔轻轻转动。“咔嗒”一声轻响，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像老人咳嗽时的喉鸣。屋里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和旧报纸的油墨味，墙角的铁炉里还残留着昨晚的余温，铁皮烟囱上挂着的搪瓷缸子，底部结着圈褐色的茶渍。
她走到靠窗的播音设备前，指尖抚过布满划痕的控制面板，上面的按钮有的已经褪色，“播放”键上的红色油漆被磨得只剩淡淡痕迹。这台播音机跟着老周走了二十多年，后来又陪了她十年，机身上还留着老周用马克笔写的小字：“老周&阿黻，1987.9.12”，那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值夜班的日子。
“老周啊，今天又是我先到。”公羊黻对着播音机轻声说，声音里带着清晨未散的沙哑，“昨天老马说，有个姑娘在广播里听到她爸的声音，哭着来找我，说那是她爸十年前在工地录的，现在人在国外，赶不回来过年。”她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打开时发出“哗啦”一声，里面装满了密密麻麻的录音带，标签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写着名字和日期，有的字迹娟秀，有的潦草，有的已经模糊不清。
就在她准备取出今天要播放的《思念广播》录音带时，站台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女人的啜泣声。公羊黻皱了皱眉，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看见个穿着米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正跌跌撞撞地往值班室跑，羽绒服的帽子歪在一边，露出的头发上沾着细碎的雪花，冻得通红的脸上挂着泪痕，睫毛上凝着的水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阿姨！阿姨您能帮帮我吗？”女人跑到值班室门口，双手用力拍打着门板，声音带着哭腔，“我……我想录一段话，给我爸，他……他快不行了。”
公羊黻赶紧打开门，一股寒气裹着雪花涌了进来，女人身上的冷意瞬间弥漫到屋里。她看清女人怀里抱的是台老旧的录音机，黑色的外壳已经掉漆，侧面贴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眉眼间竟和老周有几分相似。
“姑娘，别急，先进来暖暖。”公羊黻拉着女人的胳膊让她进屋，把铁炉边的椅子让给她，又倒了杯热水递过去，“慢慢说，怎么回事？”
女人接过水杯，双手捧着杯子，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热水的雾气模糊了她的视线，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杯壁上，发出“嗒嗒”的轻响。“我叫周晓，我爸叫周建军，以前是这的火车司机，十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后来就一直卧床……”她吸了吸鼻子，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张病历单，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医生说，他可能撑不过这个月了，他总说，想再听听火车站的广播，想听听……当年他发车时的声音。”
公羊黻的心猛地一沉，周建军这个名字她记得，老周生前常提起，说他是个“开车不要命的愣头青”，却在一次暴雨夜，为了避让铁轨上的障碍物，紧急刹车导致自己被甩出驾驶室，落下了终身残疾。可她转念一想，那台存放录音带的铁皮盒上周刚被铁路部门的人检查过，说是部分录音带涉及“历史遗留信息”，需要暂时封存，其中就有标注着“周建军”名字的那几盘。
这是她面临的第一个两难选择：是遵守规定，如实告知周晓录音带被封存的消息，让她失望而归；还是冒险取出录音带，满足一个临终老人最后的心愿，却可能因此丢掉这份她坚守了十年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是她的生计来源，更是她与老周情感的寄托。
“姑娘，你先坐着，我……我去给你找找看。”公羊黻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她不能让一个老人带着遗憾离开，更不能让周晓的希望破灭。她转身走到铁皮盒前，蹲下身翻找起来，手指在一堆录音带里仔细摸索，心里却七上八下，生怕被突然巡查的工作人员发现。
就在她终于摸到那盘贴着“周建军，2014.7.28”标签的录音带时，值班室的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是老马——一个穿着军绿色旧棉袄的拾荒老人，背上背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里面装着他捡来的旧报纸和空瓶子。老马的脸冻得通红，鼻子尖上挂着两串清鼻涕，他看到屋里的周晓，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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