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市西岗村小学的后院，老槐树的枝桠斜斜挑着半块褪色的蓝布，布上绣的五角星被雨水泡得发灰，边角还挂着昨夜的露珠，风一吹就顺着布纹往下滑，滴在墙根那丛打蔫的太阳花上。墙是土黄色的，墙皮裂得像老人手上的皱纹，最上面一排奖状被钉得歪歪扭扭，玻璃镜框蒙着层灰，里面的红色绒布都泛了白。空气里飘着粉笔末混着泥土的味道，还有远处稻田里稻穗灌浆的青涩气息，偶尔传来几声蝉鸣，嘶啦嘶啦的，像旧录音机卡带的声音。
端木龢蹲在墙根，手里攥着半块砂纸，正一点点打磨奖状框边翘起的木刺。她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上沾着几点白灰，头发用一根红绳松松扎在脑后，碎发贴在额角，被汗水浸出几道弯。“这墙也太不结实了，”她对着墙嘀咕，指尖敲了敲一块松动的墙皮，“再下雨，这些奖状该泡汤了。”
她起身搬来梯子，踩着最下面两阶往上够最左边那张1983年的“优秀教师”奖状。镜框的挂钩早锈死了，她用指甲抠了半天，指缝里全是铁锈。就在这时，镜框“啪嗒”一声掉下来，摔在地上没碎，却从背面掉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端木龢跳下来捡起来，展开一看，是张用铅笔描的假奖状，画得歪歪扭扭，“优秀学生”四个字写得东倒西歪，边角还沾着点干了的米汤——当年的孩子大概是用米汤当胶水粘的。她皱着眉看，突然发现纸的背面有几行铅笔字，是小孩子的笔迹：“老师的手肿得像馒头，我们要攒钱给她买药”。
“端木老师，你在干嘛呢？”一个清脆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端木龢回头，看见五年级的小石头背着书包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个皱巴巴的纸团。小石头穿了件蓝色的校服，裤子膝盖处补着块补丁，头发乱糟糟的，额前的刘海快遮住眼睛，脸上还沾着泥点，一看就是刚在田埂上滚过。
“捡着个好东西，”端木龢扬了扬手里的假奖状，“你看，这是不是你们老师当年的‘秘密’？”
小石头凑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哎呀！这是我爸他们当年画的！我爷爷说过，当年你奶奶——不对，是你妈妈当老师的时候，手被砸伤了，他们就画假奖状卖钱。”
端木龢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妈妈就是这所村小的前代课老师，三十年前因为过度劳累，在讲台上晕倒，手被掉下来的黑板砸伤，后来没钱做手术，落下了病根。她小时候总听妈妈说，当年有一群孩子偷偷帮她凑钱，可她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凑的。
“你爸叫什么名字？”端木龢抓住小石头的胳膊，指尖有点发颤。
“我爸叫李建国，”小石头挠挠头，“他现在在镇上开剪纸店呢，说以前跟着你妈妈学过画画。”
端木龢没等小石头说完，就抓起自行车钥匙往外跑。自行车是辆旧的二八大杠，车把上缠着胶布，后座绑着个竹筐，筐里还放着她刚买的砂纸。她跨上车，脚蹬子“嘎吱嘎吱”响，沿着田埂往镇上骑，风吹起她的衣角，把稻穗的香味灌进衣领里。
镇上的剪纸店在老街上，门脸不大，挂着块木牌，上面写着“建国剪纸”，字是用红漆写的，边角掉了点漆。端木龢推开门，风铃“叮铃”响了一声，店里挂满了红色的剪纸，有生肖、有窗花，还有些是人物肖像，剪得栩栩如生。
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正坐在桌前剪纸，他的头发有点花白，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手指很粗，指关节上全是老茧，却拿着一把细细的剪刀，动作又快又准。听到声音，他抬起头，看到端木龢，愣了一下：“你是……端木老师的女儿？”
“李叔叔，”端木龢把假奖状递过去，“这是你当年画的吗？”
李建国接过奖状，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用手指轻轻摸着上面的铅笔印，声音有点沙哑：“是我们画的。当年你妈妈的手肿得连粉笔都握不住，我们几个学生就偷偷仿她的奖状，拿到镇上去卖，五毛钱一张。”
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全是当年的假奖状，有几十张，每张都用塑料袋包着，上面还写着日期和卖出去的钱数。“我们攒了三个月，才攒了二十块钱，”李建国的声音有点哽咽，“可你妈妈说什么都不要，还把我们骂了一顿，说我们不该骗人。”
端木龢看着那些假奖状，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她妈妈从来没跟她说过这些，只说当年的学生很懂事。
“后来呢？”端木龢问。
“后来，有个货郎老人知道了这事，”李建国说，“他每次都买我们的假奖状，还多给我们钱，说‘孩子们的心是真的’。你妈妈知道后，就把我们攒的钱都捐给了学校，买了新的粉笔和黑板擦。”
就在这时，店门又被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进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衣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建国，今天有没有新的剪纸？”老人的声音很沙哑，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却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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